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于7月12日与世长辞，享年80岁。成思危和与他年龄相近的茅于轼、吴敬琏、厉以宁是经济学界的“改革四老”，他们均已年逾八旬，为中国的改革做出巨大贡献。成思危是“改革四老”中年龄最轻者，却最先离世。
成思危和茅于轼的经历非常相似。他们年轻时都从事技术工作，成思危搞化工，茅于轼搞火车运输。茅于轼50岁才转向经济学研究，成思危则是46岁才去美国学工商管理。这一代人的命运的历史痕迹非常明显：1978年后的中国急需经济精英，但却出现了经济精英的断层，于是，一些科技学者虽已中年，也响应时代的需要，向经济精英转型。
这是成思危的第三次人生选择。他每一次选择的目的都是报国。最后一次选择奠定了他最基本的公众形象——经济学家。成思危的父亲是著名报人成舍我，在成思危从美国学成毕业时，他曾要成思危去台湾继承家业，但成思危却选择大陆为中国改革建言献策。他将风险投资的理念带回国内，推动中国的风险投资发展，赢得了“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称号。
1994年，成思危本已临近退休，此时他又受邀加入民建，并于1996年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3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入政坛的成思危仍然保持着学者的面貌，继续研究中国改革和金融发展，常为改革发出诤言。他曾用“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于心”来表达他的心志。即便从全国人大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成思危仍担任中科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等职，坚持讲授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默顿的《金融学》。
2008年，在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成思危、茅于轼、吴敬琏、厉以宁四老齐聚，此时中国改革已经30年。四位老人有理由自豪，因为他们参与推动的改革，历经30年时间，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和改革前的中国相比，30年之后的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
当然，改革的成功并未使成思危等经济精英放松思考。2014年，成思危在受访时强调股市要改革，必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把“坏孩子”赶出去。但他对中国股市一直保持乐观，因为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一直向好。在金融安全方面，他反对民粹式的“神经过敏、草木皆兵”。反对“一些人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都当成阴谋，把国际金融活动比作你死我活的战争，主张要抗击国际阴谋。”对宏观经济，成思危反对全面“刺激”经济，主张“强调投资的质量，消除GDP里的水分，要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
成思危作为这一代经济精英的典型人物之一，见识过计划经济的创深痛巨，也亲见了市场经济的巨大威力。中国古人强调上者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成思危作为改革的中流砥柱之一，以立言来立功，且亲身实践，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德也在其中了。他和时代互相促成，且遗泽后世。
附经典语录
我毕生的抱负就是能为富国强民做点事。
我们要努力做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审慎的乐观主义者。
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
勤奋学习，自强不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
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
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认真，做学问要勤奋。
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
没有风险投资，建设创新型国家难以实现。
个人履历
1951年至1952年广州南方大学工人学院学习政治理论，后任广东省总工会组织部科员，广州珠江区“五反”指挥部民船业分队长。
1952年至1956年先华南工学院无机专业、后并入华东化工学院无机物专业学习。
1956年至1958年化工部沈阳化工研究院技术员。
1958年至1973年化工部华北设计研究分院、天津化工研究院技术员、专题组组长、研究室副主任。
1973年至1981年石化部石油化工科研院技术员、化工部科研总院（科技局）化工一处、无机化工处工程师。
1981年至1984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并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84年至1988年化工部科技局工程师、总工程师。
1988年至1993年化工部科研总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1993年至1994年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兼科研总院总工程师。
1994年至1997年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民建中央主席（1996年12月）。
1997年至1998年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004年12月再次当选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2010年6月再度当选全国台湾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增选为常务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八届、九届理事长。国际金融论坛（IFF）主席、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