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北上广等大都市的“城市病”愈发肆虐，产业转移、企业外迁、资本溢出的现象日益显现。而京沪高铁这条连接两个中国最为发达城市的交通大动脉的运营，加剧了部分产业、资金及人才从京沪溢出。处于京沪经济圈重要节点的济南，无疑是很好的承接地。我省最早研究总部经济的专家、济南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征兴奋中带着担忧，“总部经济排名全国第17位的济南需要先找准定位。意识不到机遇，无力应对挑战，都将错失这场盛宴。”
■ 现状
一线城市饱受“城市病”困扰
截至2012年，52.57%的城镇化率已经让我国同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不过在这个已经过半的城镇化率背后，上海、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的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均超过了发达国家主要城市的人口密度。由此引发的“城市病”也日趋严重。
交通拥堵是城市病中反映最为直观的类型。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社区调查数据，美国人上班花在路上的平均单程时间为25.1分钟，其中纽约平均花费34.6分钟，公交出行比重高达30%以上。而根据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等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北京通勤时间平均为1.32小时，单程约为40分钟，上海单程通勤时间则约为36分钟。
除了交通拥堵，入园难、就医难、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种种城市病，都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尽管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额在逐年增加，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同期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有升有降，一直保持在低于5%的较低水平。”《中国城市管理报告(2012)》披露，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热力管网等市政设施不能有效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市政公用设施供需矛盾仍然比较突出。
就多数公众的感受和我国多数媒体的评价而言，我国的一线城市城市病很严重，而且“具有国际领先水平”。而且，我国大城市的城市病有趋于严重的态势，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首次明文提出：“……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预防和治理城市病”。
■ 案例
北京通州“水荒”已成为常态
炎炎盛夏，在晚上11点之前洗个痛快澡成了北京通州诸多小区居民的奢望。
7月7日星期天，通州唯一的自来水公司——— 北京潞洲水务有限公司在一天内接到了400多个咨询缺水的电话。缺水已是常态。“通州的供水不足问题是北京市的缩影，只是通州发展得更快一些，表现得更尖锐。”北京市水务局水资源处副调研员戴岚说。
吴鹏住在新华联锦园小区五楼，这是一个有约三千户居民的大型社区。吴鹏下班后最着急的事儿，就是赶在用水高峰前给3岁的女儿洗澡。“当只有发丝细的水流流出时，你会很恼火”。吴鹏家里已更换了四个淋浴喷头，出水孔一个比一个细，只为“让水喷出来”。囤水是最简单有效的措施，吴鹏家里常备 5个 5升的桶装水，有时候连蒸锅也会储上水。
私自安装水泵成了唯一的办法，甚至一些租房者也开始自掏腰包安装。在新华联锦园不远处的通州北苑水泵厂门市部，鞋盒大小的自吸式小水泵并不是他们的产品，这些印有韩文或日文的商品非常畅销，“这几天就卖了好几个”。北京市规定不准私自安装水泵，水务人员对居民这种安装水泵的抢水自救行为表示出极大的担忧。
2003年，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投资建设的一条名为“DN1200”的管道连通了主城区和通州的管网，这条管线从市区运来的水占到了通州城区供水量的60%。2010年，从市区运来的水已是4年前的一倍，却依然不能满足需求。整个北京都在膨胀，在通往通州的路上，DN1200的水又被截留给了新建的楼房。
这已非通州一区之患，北京这座中国最重要的特大城市也已陷入缺水危机。北京像是一条渴急了的章鱼，它的触角伸到了河北、内蒙古、山西甚至南方。“只能等待南水北调了”。受访的水务人员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 声音
将绝大部分央企总部迁出北京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罗天昊日前在媒体撰文指出，在入选世界500强的95家中国企业中，有48家企业总部在北京，足以超过全国所有其他30个省份的总和。这48家企业中，90%以上都是央企。包括三大石油企业、三大电信运营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等。
无独有偶，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2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富豪分布也非常耐人寻味。中国千万富豪数最多的地方也是北京。这是一种极度不正常的现象。
美国富豪最多的地方，是在经济中心纽约，不是华盛顿。甚至，美国的财富也不集中于纽约，而是分布全国。同时，美国的富豪分布很均匀和分散，其世界500强的产生也很均匀和分散。沃尔玛就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
中国不一样，北京不仅是政治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经济资源最集中的地方，说明中国离市场化还有一点差距，权力对资源的配置还是非常强的，市场还没有成为完全主体，这是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进行改革的原因。
在广被诟病的“跑部钱进”之风中，除各个国家部委之外，央企亦成为地方重点攻关对象，北京拥堵，央企扎堆也算上一份。
当下，中国经济遭遇巨大挑战，很多地方增长乏力，尤其是民营经济受困。而国企，尤其是央企，力量越来越强，对于经济格局的改变能力强大。有时候甚至一个央企的投资，就彻底改变了一个地方的经济版图。
由此，将绝大部分央企总部迁出北京，有利于培育更为开放和市场化的经济体系，对于平衡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
■ 专家提醒
避免高铁虹吸效应防止人才资金流失
采访中，许多专家表示，优化投资环境是济南吸引企业总部必须要做的工作。济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葛金田告诉记者，他接触的很多来济发展的企业，对济南的投资环境并不满意。“政府要抓住高铁沿线城市企业总部外迁的机遇，优化投资、政策、制度、人居、文化环境，完善促进相关产业落地、构建完整产业链的财政税收、人才引进、土地使用、银行信贷等相关政策，为其发展打造良好的软环境，留住本地资金、信息、人才，并进一步吸引京沪等高地人流、物流、信息流向济南聚集。”
此外，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中心城市，济南可以找到发展总部经济的另一条思路。像魏桥集团、潍柴动力这样已具有较大规模的企业，如果把总部设在济南的话，相比滨州、潍坊来说，对企业的品牌塑造和发展平台，还是会有不同的意义。“济南首先要发展区域性总部经济，吸引都市圈内的企业将总部放在济南，做都市圈的中心城。”王征说。
受访专家表示，资源的重新配置，必然会首先倾向那些现有条件较好的城市和地区，投资环境不佳的地区反而可能在新一轮洗牌中面临人才、资金、企业等资源的流失。如何避免高铁带来的虹吸效应，吸引更多的企业总部，是济南当下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抢抓机遇、发挥优势、主动对接、优化环境要真正落到实处。如此，我们才能在竞争激烈的高铁总部经济大战中有更多话语权。
(本报记者 祝蕾)
■ 优势分析
省会城市群经济圈拓展项目落地空间
依托高铁做大做强总部经济，被各界普遍视作济南此轮崛起的重要引擎。那么，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济南拿什么来吸引企业总部？
济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葛金田认为，一个城市是否适宜发展总部经济，一般需具备四个条件：首先，区域里面有充足的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总部经济相关企业都是知识密集型的，人才是最基础的要素；第二，交通发达，通讯网络健全，信息流动迅速；第三，有优良的商务服务环境，教育培训、科研、金融、法律、会展、物流等各种资源相对充沛，适合总部首脑机关运营；第四，城市开放度和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济南发展总部经济有许多优势，比如是省会城市，是山东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区域性金融中心，这些都是吸引企业总部入驻的优势。”济南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征认为，济南高等院校云集，放大科研优势，有利于产生总部集聚效应。
承接产业转移需要广阔的空间。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区域经济研究院院长张志元认为，近年来，济南城市空间“东拓西进北跨”，同时构建6 1省会城市群经济圈，都给项目落地拓展了空间。载体有了，能不能把企业吸引来，这是最大的挑战，也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济南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要素集聚能力、辐射带动能力很强，这些都是能打动企业落户的卖点”。“高铁开通后，济南加快承接京沪两大城市圈产业转移步伐正在加快。”葛金田认为，京沪高铁连接我国最重要的两大经济区域(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两端是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北京、上海，中部沿线城市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沿线总体呈现“哑铃式”经济格局。沿线中间地带横贯河北、天津、山东、安徽和江苏等省市，对比这些沿线区域，济南拥有更好的土地资源、产业基础、科技水平、人力资源和地理区位等综合优势，理当成为京沪高铁经济带中部的重要支撑点，更易接受京沪经济圈的辐射，同时又能避免过于临近京沪而降低自身的影响力。“济南与京沪时空距离的改变，加强了济南与沿线城市特别是与两大经济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为济南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新的机遇。”葛金田说，目前，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京沪两地土地资源已现不足且成本高昂，边际效益日益减弱，而济南西部土地资源、人力资源等极为丰富且成本低廉。济南作为省会城市和高铁沿线重要节点，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完善的产业体系，交通区位优势显著，高校、科研院所云集，在沿线城市中处于绝对优势。“随着济南都市圈城市功能的日益完善，将会有更多的以总部经济、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为主体的产业从京沪地区迁移落户济南，这将进一步提升济南在省会城市经济圈中的中心城市地位，增强对周边区域的辐射拉动作用。”葛金田对此充满期待。 (本报记者 祝蕾)
■ 现实困境
仅靠拼优惠还不够 产业链配套很关键
总部经济最佳效应是实现企业和城市的双赢。对企业来说，实施总部、研发总部与生产基地的空间分离，向中心城市聚集，客观上是利用区域比较优势、寻求经营成本最小化的必然结果。对迁入城市而言，企业总部的入驻，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促进就业和消费，推动城市转型升级，最终提高城市对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因此，众多城市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企业总部入驻。
王征是全国最早研究总部经济的专家之一。他告诉记者，济南曾经搭上过国内发展总部经济的头班车。早在2004年，济南就提出了“发展省会经济、驻地经济、总部经济”的理念。“不过，济南起了大早赶了晚集，总部经济发展并不理想，去年在全国排第17位，属于第三层级，而且这几年的排名逐年下滑。”
在他看来，发展总部经济首先要突破观念误区。“很多人对于总部经济的理解有偏差。在美国的大城市，只能看到企业办公楼，里面大都是管理营销人员，而企业的工厂大都设在郊区或者海外，与企业总部分离。总部经济所指的不仅仅是几个占地
几千亩、职工上万人的企业，强调的是企业体制中生产和管理的空间分离，这是总部经济的精髓。”从这个角度反思，济南上世纪90年代的腾笼换业工程，将化工厂、水泥厂这些大型企业，连同企业总部的管理营销体系整体迁出市区似乎并不十分恰当。王征认为，虽然这些企业总部没有离开济南，但远离市区难免会被边缘化。“比较好的做法是把生产制造基地外迁，把总部留在市区作为桥头堡，这个总部也可以是销售、研发、商务中心等。这样才能实现价值最大化。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都是县市无法比拟的。企业一定要在市区留下一个据点。”他表示，“南京鼓楼区、北京朝阳区、广东越秀区、厦门思明区、青岛市南区，都是在最繁华的地段发展总部经济，并把其作为城市的金字招牌。济南发展总部经济，应借鉴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避免重蹈覆辙。”
为了发展总部经济，近年来，济南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把CBD载体建设作为吸引企业总部入驻的一项重要工作。然而，一座座崛起的高楼大厦谁来入驻？大厦建成后会不会成为空楼？这是王征的另一个担忧。“发展总部经济不是为了卖地。总部经济不等同于楼宇经济。我们不能将总部经济当成吸引眼球的噱头，当做单纯的‘楼宇经济’进行开发和炒作。”
王征认为，目前济南没有形成良好的产业聚集效应，这是发展地区总部经济较大的障碍。张志元对此深有同感。“济南吸引企业总部进驻，仅靠比拼优惠条件远远不够，产业链能否配套非常关键。济南应搞清楚哪些是优势产业，根据产业特点招商引资，培育并强化总部经济产业集群。”(本报记者 祝蕾)
高铁带给济南人才与投资
8月26日，济南西站。G11号列车驶入站点，蔡传谨低头看了下表。9点32分，距离他早上从北京南站出发只有1小时32分。不到11点，他已在位于高新区国家信息通信国际创新园(以下简称“创新园”)的办公室开会讨论工作了。
蔡传谨是济南讯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住在北京，工作在济南，是一名副其实的“高铁钟摆族”。他负责的这家企业做对日软件外包，2011年成为日本大和证券的济南总部。“高铁让出行更加快速便捷，有助于开拓市场，公司规模每年都在扩大”。
事实上，高铁已为济南带来了不少新投资、新项目。创新园管理委员会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助理曲义晓说，“高铁让济南变成了京津沪的产业卫星城，对吸引这些城市产业向济南转移起了很大作用。”
神舟软件即是得益于高铁而落户济南的大项目。该企业隶属航天科技集团，计划投资约15亿元，在高新区打造一个庞大的航天软件园，作为全国的研发中心。“神舟软件全国的数据中心、发包中心、导航应用及数字易齿等高端业务都会放在园区，卫星应用产业基地马上要正式运营。”曲义晓说。
比项目先行一步的是高端人才的转移。日本NEC(济南)有限公司总经理木田桥龙之前一直为企业缺乏人才倍感苦恼。“我们一直是缺人才，不缺订单，想了很多办法也很难留住大城市的高端人才。”如今，他的这种苦恼少了许多。
很多北京的高校、科研院所都在运作落户济南。曲义晓告诉记者，今年4月，高新区已和华北电力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华北电力将在这儿建设大学科技园区，把大量的科研项目放在高新区进行产业化。中科院计算所、电工所落户的积极性也都非常大。 (本报记者 祝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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