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会亮点
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昨天下午，四川成都都江堰市柳街镇，汽车掠过成青快速旅游通道旁“鹤鸣村——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第一村”的招牌，钻进满眼银杏的深秋村庄。干净整洁的水泥路上，村支部副书记余跃带着几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操起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讲解“改革给村庄带来变化”。
鹤鸣村农村产权改革的第一村
站在自家小院外，向华西都市报记者展示他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时，余跃的内心无比自豪。
2008年3月30日，鹤鸣村7组的土地权证下发，余跃领到了编号为510111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发出的第一份权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同时下发给他的，还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
土地确权了，村干部们琢磨着如何让资源变成资本。依托土地综合整治，全村将节约出的200多亩集体建设用地，以每亩35万元的价格预售给项目公司。其中，5万元用作新村配套建设，15万元用来改善社区风貌和基础设施，另外15万元用来补助村民建房。
新问题进城后乡下房子卖不脱
凭借“第一村”的名气，鹤鸣村的苗木种植渐成气候。全村2700亩耕地中，已有近800亩被村民自由流转种起了苗木。
余跃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家3亩6分土地流转了两亩，每年收入4000元左右，1亩地用于种苗木收入上万元，他妻子在流转土地的企业里打工，每年能收入1万多元……
“生活质量比之前好多了。”余跃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又冒出了一些新问题。比如说，一些村民进城了，乡下的房子无法处理。“有人想买，也有人想卖，但政策不允许。”余跃说。
最期盼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关于未来，村民们最想要的是什么？
余跃说，根据他的了解，目前，农村土地改革后村民们收益主要来自这几方面：
一、将节约出来的土地卖建设用地指标；二、将节约出来的用地转化为集体建设用地，再引入社会资本开发成为集体建设用地商业用房；三、就是土地流转费用；四、是村民在流转企业里打工的劳务收入。
“受政策限制，农村土地还是没能转化为资本，也不便于流通。”余跃渴望，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的“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能够给农民带来希望，真正富起来。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死资源变活资本”是关键
“别看只是一两句话，但无论对城市居民还是农村人口来说，都是极大的利好消息，也将给城乡发展带来广阔机遇和空间。”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教授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所提及的“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对于缩短城乡差距具有极大意义。
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则认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对于农村改革释放出来的信号，主要是指土地改革，尤其是指农村建设用地改革。
城乡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李后强认为，应是一种互动、互惠，在各自优势的基础上相互交流，比如城市可以向农村输送人才、资本，农村可向城市提供资源、产品。对城市居民来说，城乡一体能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发展空间。
“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是什么？是土地。
在李后强看来，目前，农民手中土地包括宅基地、自留地和承包地三类。在现阶段，首先是要盘活农民的土地，让土地成为资本，赋予资本所应有的流动、转换、趋利、增值的属性，将农民的死资源变成活资本。郭晓鸣也认为，全会公报释放出来的信号，尤其指向农村建设用地改革。
但要开启农村沉睡的资本，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村集体建设土地入市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但前提是须明确产权主体及权益分配机制。四川省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王小刚也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首先应该是“确权”。在确权的基础上，探索更多的要素公平交换、公共资源配置。
农村土地改革成都亟需顶层突破
“成都在城乡一体化方面的探索，已经走在了全国前面。”王小刚援引数据指出，全国城乡差距指数是3.2左右，四川省的是2.9，明显低于全国。成都更低，低于全省，这都反映着成都在统筹城乡改革方面的成绩。
从成都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已经做了大量的前期探索。郭晓鸣指出，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面，一是2011年全市基本完成对农村承包土地、宅基地、农房、林权等确权到户，明晰了产权主体。二是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每个县乡都有分中心，全市联网，为土地流转搭建了平台。三是为了保证土地在产业发展中实现增值效益，2009年在全国最早出台允许承包地、农房、宅基地、林权抵押融资的政策意见。
“但在宏观法律政策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探索十分受限。”郭晓鸣说，按照现行的物权法，国家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是不允许自由流转的。他认为，全会公报中的相关内容，对成都来说是个利好的消息，是对前期改革方向性的肯定。成都的土地改革尝试，亟需顶层突破。宏观方面，要及时调整、破除法律政策障碍，允许土地流转。而微观上，则要处理好土地流转中利益分配和监管问题。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这样才能让农民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未来也将进一步打通农产品市场，催生更多新型产业，”李后强推测，未来在农村，将会有更多的个体承包种植户、运输大户、经销大户。从发展趋势来看，让农民成为市场主体，能促使农业从粗放式向集约式发展，从分散式向集中式发展，一改过去农民增产不增收的困窘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