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克·杰姆逊(詹明信)
1934年4月出生于美国的克里夫兰，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博士学位，博士专业方向是法国文学，博士论文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耶鲁毕业后，在哈佛大学任教。
1967年后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担任副教授、教授，主讲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
1976年后又回到耶鲁大学法文系担任教授。
1986年他来到杜克大学担任主讲比较文学的讲座教授、文学系主任兼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
2003年辞去系主任职务，继续担任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兼任杜克大学人文科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他的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囚笼》、《政治无意识》、《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地缘美学》、《时间的种子》、《布莱希特与方法》、《文化转向》、《现代性的神话》等。1985年创立杜克大学文学博士项目，担任系主任及杜克批评理论中心主任至今。
78岁的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即詹明信)是当代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也是一位后现代理论大师。从1985年第一次去北京大学以来，杰姆逊多次到中国讲学，他上一次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是在2002年。尽管已经78岁，杰姆逊日前开启了他的又一次中国巡讲。结束了在北京的演讲之后，昨天他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中讲解他的“《资本论》新解”，在杰姆逊的结论中，他认为《资本论》是一本关于失业的书，《资本论》最重要的命题是产业资本主义一方面生产出巨大的资本，另一方面制造出大量的失业人群。当前的金融危机可以充分证实这一点。
对中国学人影响甚大
1985年，杰姆逊曾访问北大，在北大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讲学，打开了中国学者了解世界前沿学术的窗口，也引发了中国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文化研究的热潮。所以，华东师范大学童世骏教授昨天在演讲致辞中，称杰姆逊在1985年来到中国讲后现代性，“使中国学人提前进入后现代性，对后现代的研究有了更早的准备。中国学人对后现代性的研究成果要大于他们对现代性的研究，这是我的评价。杰姆逊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在过去的27年里，杰姆逊的大部分著作都在中国翻译出版。
作为当代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介入当代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分析批判，通过为他带来巨大学术声望的《政治无意识》和围绕“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后现代主义”所作的论述，他确立了在文学与文化，尤其是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地位。近年来，杰姆逊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探索，尤其是针对“辩证法”问题，围绕马克思、黑格尔经典著作展开了研究工程，他对《资本论》的解读著作《表征资本》就是其中的一个研究成果。
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关于后现代的研究论文著作大多发表于1980年代初。在昨天的演讲中，杰姆逊说，尽管世界在变化，但他不想对自己的理论做修正，因为都是正确的，“我不想对我的观点做任何修改，它们都还是站得住脚的，但要扩大研究范围，比如全球化。”杰姆逊说，他1980年代初的研究跟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有关，但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借用刚刚过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就是二战后到里根之前。
杰姆逊被认为是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学者，但他认为，从某个角度看，西方左翼恰恰是保守的，“西方左翼最关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毁灭性，而我们左翼认为资本主义太复杂，要回复到更简单的生活，他们的本能是回到过去某个点拯救资本主义，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左翼恰恰是保守的。本雅明说，资本主义是全速往前的火车，革命并不是要把火车引向另外方向而是拉紧急刹车闸，是要保存资本主义旧有的形式，而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分享了这种东西。”
金融危机证明马克思
对资本描述的正确性
杰姆逊昨天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分两部分，演讲第一部分与他去年的新作《表征资本》有关，这本书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而在演讲中他概要讲述了今日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思想任务。
杰姆逊说，他对马克思如何来呈现事实不感兴趣，对那些据说是马克思从这些事实中推演出来的相关规律也不感兴趣。“我发现可以将马克思的模式推导到如今的‘第三个’或者说全球化、后现代的资本主义阶段，这一点是最有意思的。同时，我认为，近期发生的事件(指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足以证明马克思对于资本描述的正确性。在今天，这一描述一如既往的有效。”
在杰姆逊看来，《资本论》第一卷已经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的完整图画。在他的描绘中，《资本论》第一卷就是一部完整的歌曲，第一卷第一部分呈现的是类似于资本主义史前史的东西，“我觉得《资本论》第一部分本身可以看成是一部完整的作品，或者说主体作品的序曲，就好比是《莱茵河的黄金》这一序幕，正式的《尼伯龙根指环》三部曲要在序幕之后才会展开。”所以严格来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本身的描述是“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到“第七篇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杰姆逊在昨天演讲中以最简短的发言来表达他对每一章主题的解读。他说：“货币、财产、资本主义自身依赖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或者至少它们依赖一种结构性的悖论(我们知道这一悖论的答案，因为劳动价值论告诉了我们)，因此无法用法令或修补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那么钱如何生钱？他说，“货币只有转化为截然不同的东西即资本，才能够生产更多的货币。”“马克思告诉我们，利润和新的价值并不来自流通过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然会转入生产过程——资本与新的资本只能在这里得到生产。”
杰姆逊说，马克思在这里突然引进了时间概念，“工作日的限制、法律对于工作日的限定、工厂法所要求的限制突然间阻碍了资本必然的扩张。”这里就来到了《资本论》第一卷中最有名的一章即讨论工作日的那一部分。“这章提出了所有问题，有一些是意识形态性的——政府视察员、资产阶级官员何以能强行立法限制工作时间？这对如今以及将来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影响会是怎样？——另一些问题是实践性的，即资本家、生意人如何规避这些法律限制？他们总能规避这些法律，要不然真正的社会民主，真正的改革就将成为可能。”
《资本论》是一本
关于失业的书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写道：“由此产生了一种经济上的反常现象，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杰姆逊说，节省劳动的机器突然导致了劳动者(特别是童工)工作时间令人震惊地上升，节省劳动的机器本该压缩劳动者的数量，但带来的是失业。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杰姆逊说，“增加财富和生产力的同时，不断增加失业者的数量。”
“这是一本关于失业的书：产业资本主义一方面生产出数量巨大的资本——这种资本在潜在的意义上是无法投资的，另一方面制造出人数不断上升的失业人群：当前第三阶段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的危机可以充分证实这一情况。”杰姆逊在这里总结说。杰姆逊对《资本论》的这个解读恰恰是最近美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最近给《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中称：“如果说只有巨额资产才能带来巨大回报，那么更好的教育就无助于减少不平等。”他还说，“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的目光避开了资本/劳动维度的不平等。资本的不平等唤起了‘过时的’马克思主义，而我们往往就是因为其中有马克思主义特质而忽视它，虽然这不应成为我们忽视事实的理由。”
① 《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 ② 《语言的牢笼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③ 《单一的现代性》 ④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⑤ 《文化转向》(均为弗里德里克·杰姆逊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