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讯网消息 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GDP同比增7.7%创近14年以来的新低。2014，GDP增速是进或退？最近也吸引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
根据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显示，预计今年中国GDP增长可达7.7%。而就在日前不久，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世行研究院知识开发项目创始人曾智华博士也到中国考察，停留的片刻，和讯网就中国经济的前景与之进行了深度对话。
曾智华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处在关键时刻，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从高速发展进入稳健发展，从粗放性低劳动成本的制造业、投资、出口拉动为主，逐渐转向为以消费和服务业为龙头的经济发展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刚好是从宏观方面做了一个很好的导向，这打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如果我们不改革，而是沿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能短期内还可以保持8%以上的增长，但是两三年之后，现有的的弊端和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一旦爆发危机，GDP就不是降一个点的问题，可能是降两三个点，那时候问题就会非常严重，改起来就更难了。”曾智华强调。
曾智华对中国改革的前景充满期待。“下一步的改革是很有信心，因为中国的领导层已充分意识到改革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而且现在的改革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很重要的。”
他认为，现在改革过程中也需要解决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一个是原来的影子银行。影子银行存在是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银行业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中小企业贷款很难，这个情况给影子银行提供了很多发展空间。去年银行间贴息利率的波动也是因为当时打击影子银行造成的，这是一个阵痛，是在短期内必须付出的代价。长期来说，一方面要把银行业进一步放开，让影子银行从台下转向台面，成为正式的民间银行，使它们按照政府制定的游戏规则来规范性操作，并接受相应的监督。
“另外，房地产价格已经大大超出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房地产发展确实过快了。当然这也跟我们的经济结构相关联的，因为很多地方的财政，少则可能是20-30%，多则可能50-60%都是来源于土地市场，这种情况下把房地产价格压下来也是很困难的。”
如何解决？他表示，需要做一些系统性的改革。这是一个复杂工程各个环节之间都是有关联的，包括金融市场、地方财政、税收体系、城市化战略、开发商政策，等等。下一步的城市化要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不能再以GDP增长为主要推动力，大搞土地的城市化，而要更多地注重中小城市(镇)的发展及城乡的均衡发展，从而减小对大城市的压力。
以下为和讯网对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世行研究院知识开发项目创始人曾智华博士的对话实录：
和讯网：2014年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文件之后的元年，市场上关于经济的GDP目标有7%和7.5%的争论，2014年您认为中国经济是否会放缓，或者改革的力度大还是可能有一些改革红利释放呢？
曾智华：我觉得这次三中全会召开确实对中国经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深化改革的决定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关键性和纲领性的文件。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处在关键时刻，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从高速发展进入稳健发展，从粗放性低劳动成本的制造业、投资、出口拉动为主，逐渐转向为以消费和服务业为龙头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次《决定》刚好是从宏观方面做了一个很好的导向，应该说是打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下一步的转型中国也面临很多挑战，虽然从理论上很清楚，但具体操作还有很多事要做。要转向消费型经济，很重要的是需要老百姓敢于花钱、愿意花钱，这就需要我们有很好的社会保障机制，包括养老保险、退休金制度、医疗保险(放心保)等等。虽然这个体系正在建立，但全国来说有很大的不平衡，城乡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这是下一步急待建立和完善的。
还有，中国的有些行业尤其服务业需要更多的开放。服务业一方面有些领域不够开放，垄断性因素比较多，不利于这些行业的发展和竞争。尤其是中国人对教育和医疗很愿意花钱，这两个行业，一是有较多的限制，二是服务质量不是很高。怎样提高服务质量，并让它们更加普及，让市场和民间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方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60岁以上人口占到2亿，2025年占到3亿，这就占到了人口23%左右，将近1/4都是老年人口，这对我们的养老行业提出了很大的需求，这也是服务业中一个重要的产业。目前这个行业还很不发达，下一步要随着中国人口的转型这些行业必须发展起来。这也是我们扩大内需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要提高国内消费品的质量。虽然国内的消费品从量的方面发展得不错，但很多产品质量不高，所以也限制了一些消费。包括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很多产品的质量和标准都不过关，对外对内市场奉行双重标准，同样是中国制造，同样的东西在国外买到的和国内买到的价格差别不是很大，但质量上有时差别很大。这就导致很多中国人出国旅游不光是观光，购物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你会发现买到的产品的性价比很多都比国内高，这就限制了国内消费，实际上"内需"变成"外需"了。这些都是需要改变的。我们制造的内销的产品也要高质量、适合国内老百姓的消费，因为我们的中产阶级已经在迅速崛起，不像以前一样，尽是一些低档的产品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了。这也给我们的制造业提出了新的挑战。
还有通过改革让更多的中小企业能够发展起来。中小企业占就业的比重很高，而且它们的充分发展有利于改善收入差距的情况，能使更多的百姓有消费能力。现在很多大型企业融资成本很低，但它们的资金利用效率并不是很高，这样不利于中国资源的有效配置。
中国制造业要不要发展？当然是要发展，制造业发展尤其沿海下一步需要瞄准的是高端，要向全球价值链上较高的环节发展，不能总停留在低端制造业，因为它们已经逐渐没有生存空间了。劳动力价格和其他投入要素价格的上涨，以及它们本身面临的激烈的竞争，导致它们的利润很薄，这些决定了沿海有潜力的地方今后发展的制造业肯定是知识和科技含量比较高的高端制造业，，这就需要更多的创新。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是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过去三十年来，我们TFP(TotalFactor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大概增加4%左右，这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过去更多是通过劳动力转移，引进国外的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手段提高了我们的TFP。下一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要更多地依赖于自主创新和制度改革。因为劳动力转移已经很有限了，2015年中国总体劳动力大军的数量将开始下降，2020年后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将不复存在。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人口结构也老化了，同时中国光靠引进技术已经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靠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以及一些政策上的改革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就说明现在很多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不能再拖了。
还有我们的金融领域也需要做市场化的改革。说实话，现在中国的资本利用效率在逐渐下降，许多地方的基础设施存在过度投资的情况，还有一些大的投资项目的回报率也在不断下降。
经济的回报率下降说明我们的资本市场需要提高效率，这就需要更多的竞争。目前金融领域的竞争是很有限的，下一步需要更多的放开，有更多的投资理财产品，让老百姓的钱不能老是放在回报率几乎是零甚至是负的储蓄里面。只有这样，资本市场才会更加有效，同时资金外流也会减少。所以，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刚才我就列举了这么多，还有很多。
和讯网：您怎么看改革会对中国经济短期是否会带来挑战？比如GDP是否要下滑？或者我们把目标定低一点更有利于改革实施？而且比如说十二五规划增长是7%，但每年也超过这个数。
曾智华：十二五规划定的7，实际上是为改革做准备，你要做改革就没办法保持原来的高速增长，我觉得这种趋势是合理的。
现在有点超过也是正常的。因为这个高速行驶的列车，你让它一下子降速也不太现实，一下子从10降到7是要翻车的，这有一个过程。你慢慢从8，7.8、7.6、7.4，今年我估计可能会是7.4左右，这样实际上就降到了合理的速度和区间来了，我认为这很正常。
现在要做就是趁经济还在稳健发展的时候进行改革。如果我们不改革，而是沿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能短期内还可以保持8%以上的增长，但是两三年之后，现有的的弊端和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一旦爆发危机，GDP就不是降一个点的问题，可能是降两三个点，那时候问题就会非常严重，改起来就更难了。
所以，在保持较低的增长率的同时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为下一步持续稳健的增长奠定基础，这样下一步发展才有后劲。当然中国因为面临一些就业的问题，增长率也不能太低，短期内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将来自于：1)中小企业的大力发展；2)中小城市和乡镇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完善；3)服务业的进一步放开及推进。
和讯网：您觉得未来五到十年既改革，同时又保持经济的一定增长，在您认为理想的GDP，7%是不是一个逐渐递减的态势？
曾智华：在改革的过程中，我想GDP增长会保持在7%左右，有时比7高一点，有时比7%低一点，会在这个区间波动，这是正常的情况。
随着改革的推进，我们的TFP增长率可能会保持在4%左右，增长质量就会显著提高，经济增长就有后劲了，再保持几十年6-7%左右的稳定增长应该问题不大。但要不推进改革的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学者的预测，大概10年后甚至更短的时间内GDP降到5%以下都有可能，这是对最坏情况的一种估算，但可能性并不是没有。
和讯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老师不断的呼吁改革，中国经济相当于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改革的力度或者说改革的信心，您怎么看？是不是面临的压力会非常大？
曾智华：这是很难的一个问题。不管在任何国家，要改革就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是肯定的。我对下一步的改革是很有信心，因为中国的领导层已充分意识到改革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而且现在的改革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很重要的。
我在国外也看到很多国家，如果改革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那是很难推动的，如果大家都认定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那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当然，另一方面，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改革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很多方面没有先例可寻，因此它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且艰难的过程。但随着改革由浅到深的不断推进，正能量会不断上升，国力会不断强大，进而使中国最终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和讯网：前段时间审计署公布了中国的地方债，大概从2010年的10万亿到现在差不多17万亿，加上中央可能有30万亿左右，2010年算起来到现在大概3、4年时间，地方债务增长速度70%多，您也经常到中国的一些地区做调研，是否担心地方债的问题？
曾智华：地方债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处理不好会导致我们金融市场的动荡。这和长期以来GDP挂帅的导向有关系。各地为了搞GDP，大力融资，建了很多地方融资平台，虽然地方不让公开发债券，但实际上是通过各种方式发的很多的债。这给我们的银行也造成很大的威胁。这种情况说明原来的这种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了，现在是非改不可。
我觉得下一步对领导干部的考核机制需要改变，不能再一味地追求这种GDP挂帅、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的增长方式。要把社会指标和可持续性指标纳入到干部的考核机制中去。同时我觉得对地方融资平台要进行严格控制，并使地方债务规范化。你可以发债，但是要有合理的用途，并且要有对发债主体的信用评级。这个地方的债务到底是怎么情况，你还债的能力到底如何？国际上发达国家主要城市和地方都有评级机构评定的信用级别，你是A ，还是AAA，或者BBB，这至少使投资人对借债人的资信和信用能力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一个反面的教训是美国底特律的破产。底特律一直是入不敷出，债务越来越多，城市管理不善，城市产业又很单一，在它辉煌的时候没有发展一些多元化的产业，最终在金融危机的推波助澜下宣布破产。中国必须从中吸取教训。
和讯网：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吗？
曾智华：对。但是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再继续下去很危险。如果我们的很多贷款都是用来建设像鄂尔多斯这样的鬼城，那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
和讯网：您刚才也谈到，因为地方债盘根错杂，它也涉及银行的一些资产。2013年中国金融市场有两个最大的动荡，一个是6月份当时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飙升，飙升到30多，还有一个12月份末也闹了钱荒。包括最近流传了107的一个文件，要严控影子银行。您对银行尤其金融市场，影子银行目前是否成为中国金融方面最大的风险？
曾智华：因为地方债务是和银行之间联系在一起的，大量的资金用于低效投入本身就会逐渐的积累不良资产，这对银行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现在改革过程中也需要解决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一个是原来的影子银行。影子银行存在是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银行业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中小企业贷款很难，这个情况给影子银行提供了很多发展空间。去年银行间贴息利率的波动也是因为当时打击影子银行造成的，这是一个阵痛，是在短期内必须付出的代价。
长期来说，一方面要把银行业进一步放开，让影子银行从台下转向台面，成为正式的民间银行，使它们按照政府制定的游戏规则来规范性操作，并接受相应的监督。这样他们就可能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要对银行业进行改革，使它们的运营更加市场化。国企和民间企业今后应该在资本市场享受同等待遇，银行贷款应该重视企业发展潜力，而不是以国有、民营为取向，这样银行的资质就会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也会提高，这对银行肯定是一个良性发展。
和讯网：国企改革也是国内普遍认为难啃的硬骨头，此前，世界银行也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了一个报告，里面也谈及到了国企改革的路径，目前您对中国国企改革的信心大吗？
曾智华：国企改革是必然的趋势。说实在话，要培育真正的创新能力，就必须按照市场来运作，而不是靠一些特殊的优惠来竞争。
当然这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可以根据行业逐渐放开，像自贸区首先是针对一些金融业、贸易服务行业进行试点，从而对这些行业的国企形成冲击，迫使他们逐渐向市场化的方向走。其他行业也可以逐步适度地放开，先试点再普及，这也是中国的成功经验。
和讯网：您刚才谈到上海自贸区，可能涉及到的金融改革空间大一些。这几年我们也看到，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在加快，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像伦敦，新加坡，香港这几个离岸中心的资金池也是逐渐在增加。这些方面希望听听您的看法。
曾智华：金融改革现在也是非常有必要，一方面是要和国际市场接轨，另一方面我们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技术创新都需要金融市场做强有力的支撑。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充分发展的金融市场，我们的实体经济也发展不起来，相当于汽车和油的关系一样，没有油了汽车走不动。
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势在必行。通过更多的竞争，银行可以提高它的资金效率，进一步增加一些金融理财产品和投资产品，让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整体上我们可投资的金融产品不多，股市和债券市场又不发达，从而限制了资金盘活的渠道。
自贸区逐渐放开一些领域，让国外的银行、投资机构进来，引进一些新产品和新服务，让老百姓受益，同时也对国内的一些金融机构形成压力，从而为下一步的改革奠定基础。还有人民币要走向国际化，资本市场和资本账户要逐渐放开，取消更多的管制，让货币的兑换，资金流入、流出有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因为人民币要是国际化肯定要自由兑换，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让老百姓人民币进出，货币互换什么都要有更多的自由度，有更强的流通性，这样的话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就会更快。上海自贸区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很有必要。现在步伐也挺快的了，很多国家也把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的一个币种，甚至欧洲一些国家都开始了，我觉得这是对中国非常好的。
和讯网：从未来来看，比如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可能人民币成为像欧元、美元包括和日元这样的主要货币？
曾智华：这个需要一些时间。欧元挑战美元，到现在还没有成功，当然这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实力很有关系。稳健的发展，最终使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货币的含金量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就会愿意利用人民币来进行结算或作为外汇储备。所以，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我们下一轮经济改革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成功了肯定对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有利的，否则的话，可能这个步伐就变慢了。上海自贸区和浅海试验区的设立，将对金融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也是挺快得了，很多国家已把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或外汇储备的一个币种，甚至欧洲一些国家都开始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和讯网：刚才您提到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发达国家，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很关注的中等收入陷井的问题，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发达国家的可能性或者概率是否比较大？
曾智华：我觉得改革只要稳健的推动下去的话，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只是早晚的事。这也是这一届乃至以后的政府要做的事情，是重中之重。当然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这个过程很艰巨，涉及的面也很广。
这当中最难的就是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以及创新能力的提升。只要改革顺利推进，中国必然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经济的增长潜力也就能发挥充分了。我觉得中国(成为发达国家)是早晚的事。
和讯网：关键要看改革的力度，您刚谈到群众支持改革，是否也是一种倒逼呢？
曾智华：不管怎么样，在任何国家，从长远来说，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总是高于一切，这是任何个人所不能阻挡的。
和讯网：有相关机构统计，2013年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幅度达到20%左右，这几年调控下来，但好像还是没有遏制住房价上涨的步伐。您个人觉得整个来看，中国房地产有泡沫吗？
曾智华：我觉得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的中等房价超出老百姓平均工资10倍以上，那肯定是太高了。你看像北京还有很多沿海城市是不是远远高于这个？
和讯网：可能是几十倍了，不只是十倍。
曾智华：这样应该说已经大大超出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房地产发展确实过快了。当然这也跟我们的经济结构相关联的，因为很多地方的财政，少则可能是20-30%，多则可能50-60%都是来源于土地市场，这种情况下你把房地产价格压下来也是很困难的。
所以现在很重要的就是经济发展转型，从光追求GDP转换到稳定、可持续性、高质量的发展，刚好也就是符合这个方向。政策导向变了的话，就没有必要多度追求短期利益，卖那么多地，搞那么多投资建设。这样的话，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压力也就相应会减缓。
除了改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还可以采取一些市场化的措施来遏制房地产的恶性上涨，这包括房产税的实施，以及一些好的措施，比如在欧洲，开发商要是开发一片楼盘，大概20-30%的房子必须是属于经济适用房，中国就没有这样的规定。
和讯网：您的意思要使用更多的一些市场化手段、包括改革的力量，综合治理。之前的行政手段方向是错的？
曾智华：一些行政手段在短期内有效，但还是治标不治本。真正要解决房地产问题，需要做一些系统性的改革。这是一个复杂工程各个环节之间都是有关联的，包括金融市场、地方财政、税收体系、城市化战略、开发商政策，等等。下一步的城市化要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不能再以GDP增长为主要推动力，大搞土地的城市化，而要更多地注重中小城市(镇)的发展及城乡的均衡发展，从而减小对大城市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