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涤荡，国内外的发展环境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在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的发展正在趋向稳定的局面，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寻找新的增长点或者增长面成为当务之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似乎成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不二的选择。党的十八大明确了未来十年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目标与具体内容，还是那句老话“这是机遇，也同样是挑战”。同工业化相比，新型城镇化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和消费品市场扩张等方面都能带来巨大的需求基量，很容易成为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就和大家一起来“微观”城镇化，了解我国未来十年新的发展“助推器”。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对城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加快城市化发展进程成为了共识，在国家性政策的指导下，城镇化取得长足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优先支持工业化的体制性内容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一直存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与已经发展的相当完善的第二产业相比，城镇化的匹配程度却始终没有提上去。到2012年，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衡量，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处于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但用城镇化率衡量，我国城镇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只有52.6%，还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这一数据清晰地表明，我国的城镇化已经明显滞后于工业化。
但令人失望的是，即使是数据中表明的城镇化水平，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存在很大的“虚高”成分。
之所以这样说有两方面依据：一是农村地区“被城镇化”。上世纪90年代，我国许多地、县改为市后，将大量周边农村划为市区，同时大中城市为了实现城市空间扩张，也将大量郊区县归并为市区，但这些被划归为市区的农村，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实现城镇化，这里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依然是农村水平，农民的生活消费方式也没有发生实质转变，也就是说，类似于“大跃进”时期追求量的发展方式使当时的城镇化并没有进入深层次的探索，而仅仅停留在表面数字的单纯累加，这显然与城镇化的发展目标不相符，明显体现出城市规划发展不合理性的“包圆”现象，埋下了今后二次推进的隐患。
二是农村人口“被市民化”。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了71182万人，但实际上享受城镇化制度安排的人口要远远低于该数据。因为，在现有体制下，我国26261万农民工中，有16336万人在城镇打工，由于户籍限制，他们既无法真正享受城镇化成果，又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如此尴尬的局面相当于把这部分人投放在一个“真空地带”，无法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发展成果，其影响要远远大于他们本身所“被具有”的城镇人口身份。说到底，盲目求发展带来的滞后效应所波及的范围和深度远远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如果仅仅扣掉进城务工农民人口数，我国的城镇化率就会大幅下降。实际上，这两类人口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并没有带来真正的需求增长，因为我国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很少考虑农民工进城因素的，这本身就已经偏离了城镇化的要求。同时，进城农民工的消费结构也无明显变化。仅以消费为例，2011年城乡居民年均消费分别为15160.9元、5221元，两者相差近一万元。如果通过体制改革，能将进城农民工30%转化为市民，将会带来5000多亿元的消费增加额，这还不包括农民转市民带来的公共投资需求的增加。
通过以上了解不难看出，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同，我国的城镇化不是超前了，而是大大地落后了。因此，要想扩大内需，在今后的日子里就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化。如果能够较好地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把城镇化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这一课及时补上，我国将会通过投资、消费以及产业结构升级释放出巨大的内需增长潜力，真正做到多管齐下，根本性拉动区域性投资和国家经济的长效发展，当然，这条路还很长，需要修补的地方也很多，但随着新型城镇化政策的逐步推进和大中城市周围新兴城市群的迅速建立，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和城市建设局面仍然有希望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