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只是造好房后移交给我们管理，居民从哪里来都跟我们没关系。”浦东航头镇鹤沙航城社区党委书记张鸿这样理解“大居”，“在不变动镇里人事编制的基础上，突然多了1.5万市里来的居民需要我们管理。”
2003年以来，上海开始组织实施大型居住社区建设(下称“大居”)，经过四轮选址，目前上海市有大型居住社区46个。而根据上海市建交委发布的信息，其中正在推进配套建设的大型保障房基地为21个。
比配套设施更不易处理的，是这些新兴的“大居”里的公共服务和社区管理问题，记者了解到，为了弥补社区公共服务的不足，上海一些社区已开始试水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同步交付最困难
3年前的今天，航头镇鹤驰路还是一片稻田，而今路旁已是一片保障房，名为鹤沙航城社区。这里位于浦东最西南角，与奉贤、闵行接壤，申嘉湖高速南端，距东海仅半小时车程。
航头作为浦东五大保障房大型居住区基地之一，将于2015年建成5.03万平方公里的大型居住区，预计导入15万人口。而浦东由于土地相对广阔，承担了上海市大居规划总量的三分之一。
在2年的密集入住、导入1.5万人口后，航头大居居民的“排异反应”开始显现。没有大型医院，就医就必须坐车，而地铁尚未开通，社区内仅有一处公交站点。
航头社区中心主任胡德明告诉本报记者：“对于农村人来说，步行10分钟以上到车站根本不是问题；而对于城里人来说，这就是问题。”胡曾经接到一位老人的投诉，对方称车站太远，“不习惯”。
而社区内一所全新的公立幼儿园，本是为解决居住区内动迁居民的子女教育问题，现在又因居住区入住率低，或学龄衔接不上等问题，而向农民工子女开放。
上海市房管局住宅建设发展中心(下称“住宅中心”)承担了上海市大型居住基地的中期推进和建设职务，该中心副主任匡韦仁告诉本报记者，在未经开发的乡镇，配套相对滞后于房屋建设是客观规律，因为社区成熟有一个周期，因此大多数大居都无可避免于滞后的配套。
“建设中对于住宅和配套的关系有四同步要求，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和同步交付。同步交付最易出现问题，所谓的滞后也一般出现在这个环节上。” 匡韦仁解释说，第一，乡镇不会主动投资去造；第二，市政设施和公共建设又具灵活可调性，市规土局在项目的前期规划上一般都是远期规划，一般不会先行建造； 第三，在还未入住、没有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如果先行导入设施，可能导致商业萧条。
“政府只能想办法相对缩短周期，但客观规律不能改变。所以现在提出要保证基本配置，那就是起码要有菜场、药房、银行等。”匡韦仁说。
城里人的管理成本
而在张鸿的感受里，公交车站都还是小问题，目前他最担心的是怎样解决逐渐增多的就业问题，“这不是一个农业镇政府能够解决得了的。”
“比如有的人以前是在市里做‘黄牛’的，而在镇里又不可能去造一个体育场。”张鸿说，这种情况下，因为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经适房违规商用屡禁不止。
胡德明则打了个比方，“航头镇常住人口6万人，将管理将来新导入的15万人，怎么管得了？”目前按政策，导入区将按照每年新交付面积得到300元/平方米的财政补助，名义为“管理费”。 而胡担心的是，当交付完成的一天到来，也就意味着拨款结束。
在以面积挂钩实行转移支付之前，上海市对大居社区管理等公共支出，根据异地安置人口数量标准。经“每年核定，一次补贴”的原则实施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由人口导出区财政承担。后因人口流动不稳定，一些导入区提出意见，改为按面积数核定。
而“导入区”政府或“大居”管理者并不会满足，并仍会反映“十补九不足”。“大多都要求建立长效机制，但这是不可能的。对多数镇政府来说，都是钱到哪一步，他们就做到哪一步。”匡韦仁说。
“即使是按照农民的管法，都有管理成本，而城里人的管理成本肯定比农民高。”胡德明说。据了解，未来航头将新增60个警察编制，而除此之外，在社区管理方面并没有新增编制。
同样的问题，在上海46个大居中均有显现。据媒体公开报道，在松江区泗泾镇保障房基地，个别小区八成以上居民为60岁以上老人。 “大居”低收入群体与老年人群集聚的情况已经影响到了物业的正常运转，物业费缴纳比例长期在三四成左右，亏损的物业要么退出，要么靠政府补贴维持低质服 务。
截至2012年底，闵行区“大居”建设的资金缺口高达22亿元。据闵行区财政局测算，每导入1名居民，区公共支出每年就将增加7400元。同时，公建配套项目的建设标准与居民的各项保障水平还在逐年提高。
闵行区浦江镇曾测算，对大型居住区的投入涉及市政管理、社区管理、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新居委会筹建、协管人员经费、社区活动经费、物业管理补贴等多项内容。按“大居”现有规模，政府每年需投入近1000万元，而随着更多基地建成和人口导入，投入费用将成倍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