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北京的常住人口已近2000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这里奋斗的“新北京人”。他们来时的北京，二环外的公交车比飞机罕见，骑 自行车还能遇到狼。他们留下了，因为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他们同样怀揣着“北京梦”。正是有了“蜗居”的勇气，才能有梦想的动力。
60年代
“蜗居”者
20年合住换来40平方米家
人物：李竹润 江苏徐州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随后分配至新华社从事国内新闻对外报道工作。先后担任记者、编辑、驻外记者、中央新闻采编室主任、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等职务。
“我知道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非常羡慕我们这一代人，毕业了不用找工作租房子，国家包分配，单位管宿舍，好像什么都不用自己操心。但是事实上，我们这‘被管 起来’的一代，真的是既幸运又不幸。”李竹润说，1985年自己获主任记者职称，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第一次搬入了不到40平方米属于自己的家。而此前的 20年，他们全家一直和他人合住。
从集体宿舍
到搬进十一平方米婚房
“我当年一毕业，就分配到了新华社，住进了新华社院内的职工宿舍。当时的宿舍就在现在新华社民国时代修建的礼堂附近。我在那边一直住到1970年结 婚。”他告诉记者，两座二层的老楼，仁义楼和理智楼，容纳了当时新华社大多数的单身员工。最开始，每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住两名员工。后来随着新华社不断 扩招，居住人数慢慢地从两个增加到了三个，甚至四个。
“我们当时的宿舍条件跟学生宿舍有点像，从学生时代的上下铺换成了两张床。没有独 立卫生间，在每一层楼中间有一个公共厕所，洗澡也是集体澡堂。到了冬天，没有暖气，只能靠生炉子取暖。”李竹润说，常常冬天天还没亮，人还没起床，就有工 人哗啦推门进来，捅开炉子，留下煤球，宿舍毫无任何隐私可言。
李竹润在新华社的单身宿舍住了5年之后，搬到了军事博物馆附近的皇亭子， 那边是新华社为已婚员工提供的宿舍。结婚后的李竹润跟妻子搬进了11平方米的婚房，这是一套两居室的一间，另外一间住着新华社国际部的一个三口之家。“当 时每个月的房租是一块钱左右。除了房租之外，我们还要交家具费。一张床，一张桌子，两个凳子，每个月交三四毛。具体的数字我记不太清了，不过房租和家具费 加起来每月费用不会超过一块五毛钱。当时根本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家具也都是集体的。”李竹润说。
“十一口之家”
骑车带儿子找厕所
1971年，李竹润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夫妻两人，刚出生的儿子，加上照看儿子的岳母一家四口再次搬家，跟另外的两户人家一起住进了不足50平方米的十一 口之家。“我们当时是三家共住在一套房子里，每家一个房间。最大的房间有15平方米，住了四口人；最小的只有9平方米，住了三口人；我们家住了13平方 米，最多的时候，这13平方米的空间住5口人——我们一家四口，外加照看刚出生女儿的岳母。我们这么多人共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大约6平方米的厨房里摆 着3个煤球炉，只有一个水龙头。”
李竹润至今在回忆起这十一口人的同居岁月时，第一反应仍然觉得紧张，“每天跟打仗一样，争分夺秒地抢厨房，抢水龙头。不过这些在他看来，都还不算什么，上厕所才是最大的难题，我记得我儿子四五岁的时候，每天早上我都得骑自行车骑个四五分钟，带他去周围的公共厕所。”
每个时代
有它安排的命运
1985年，新华社住房政策向业务骨干倾斜。在经历了整整20年的与他人合住的宿舍生涯之后，当年获得主任记者职称的李竹润一家四口人终于住进了一间 40平方米的里外间。“其实那个房子连一室一厅都算不上，就是个里外间，十三四岁的儿子睡外面沙发。五六岁的女儿跟我们夫妻两个睡里间卧室。”
随后，随着单位和国家住房政策的调整，李竹润一家又先后搬过好几次家。最后在石景山安了家，实现了家里的每个人可以拥有自己的卧室。
“每个人的青春都不容易，每个时代也都各有各的苦衷。每个时代都有它安排的命运。我们作为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中的一分子，只能接受不同的历史安排给我们的命运。”
70年代
“蜗居”者
住15平方米铁皮房，
开始闯荡北京
人物：马祥华 北京市西城区退休职工。1953年出生。祖籍河北保定。1977年进京。
退休后的老马闲了很多，除了上家附近的陶然亭公园遛弯儿，他经常去的地方是右安门的河边儿。“我的北京记忆就是从那开始的，每次去转转，就能找回许多回忆。”1977年，老马扛着行李，带着老婆从河北保定来了北京。右安门，是他们的第一个落脚地儿。
“当时‘四人帮’刚粉碎，但土地联产承包还没开始，家里壮劳力足够应付生产队。我想国家的政策该放开了。就决定带着老婆孩子来北京做点小买卖。”老马说，作出决定的时候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他们不理解，离开了土地去首都能有什么奔头儿。”
在老马的坚持下，他和几个兄弟分了家，自留地连同生产队的工分任务都给了几个弟弟。他带着老婆坐拖拉机到保定城，坐火车进了北京城。“一下火车就迷路了，还是靠警察指的路，辗转一天才找到了在陶然亭附近工作的老战友。”
晚上，一杯二锅头下肚，老马对战友说自己想干点儿小买卖，自己会炸油条、蒸包子。战友一听直摇头，“不让干，会被抓起来轰出去的。”老马不愿放弃，战友 只好告诉他：去白广路附近吧，那儿居民区多。没有安身之地，战友第二天把老马带到了右安门，打开了一间铁皮房，“他说这是他堆放不要的家具的地方，就给我 暂住。”
铺上油毡，老马的家就安下了。冬天的北京城，温度低到零下十几摄氏度，裹上三层被子依然会发抖。老马一家人不到晚上6点就赶紧 钻进被窝，否则会被冻得睡不着。早晨4点，老马和妻子起床，取出通过“特殊渠道”买来的面粉，开始揉面，拌馅儿，擀皮。6点，他的早餐摊儿在夜幕中悄悄出 现在了居民楼下，“7点多天亮前必须消失，否则警察就来了。”
随着个体经商的放开，老马的生意越来越好。他也从铁皮房搬了出来，找朋友私下租了处房子。有了积蓄，也有了儿子。但在80年代末，老马生了一场大病。再也无法支撑早出晚归的早点摊儿。在朋友的介绍下，老马进了原宣武区内的一家印刷厂。在传达室一直工作到退休。
老马说，赶上了政策好，儿子后来职校毕业后子承父业干起了餐饮，从早餐摊儿发展为早餐小店，后来有钱就开起了餐馆。2004年，儿子买了两处房子，自己一处，父母一处。
“搬进新家后，我还去找过那个铁皮房，但是没找到，估计是被清理走了。”老马笑道。
80年代
“蜗居”者
天黑并不可怕，因为天总会亮。
人物：巫达，1967年生，四川甘洛县人，彝族，1989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分配至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1998年公派至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获得人类学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其间于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从事研究员工作。2008年后调任上海大学担 任其社会学系教授。2012年回到北京，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提起1989年刚毕业时的生活，巫达说自己并不怀念 那段日子，却怀念那段日子里的希望感和幸福感。“那时的日子很难，住得很差。可是大家心里都很安定，心里都很笃定，就算现在住得不好，条件很差，但是觉得 轮着排号后，最后都能等上好的宿舍，分到自己的房子。就像是在黑天里等待天亮的感觉。”巫达说，那个年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人，具有非常强的归属感 和依附感，相信到最后所有的困难都会解决。
社科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坐落在中央民族大学校园内，“西边的小平房”是巫达和他的同事们对单位集体宿舍的亲切称呼。由7人一间的学生宿舍毕业到住进两人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平房宿舍，巫达经过了十多个月的等待。
“我1989年7月份毕业后，还一直在学校待了两个多月，差不多住到9月底才离开学校。那时只要单位出面跟学校打声招呼，毕业生还是可以继续在学校里住一段时间作为缓冲的。”但是，多“享受”了两个多月学校宿舍生活的巫达并没有直接分进“西边的小平房”。
按照惯例，巫达这批1989年毕业的学生，在来年的二三月份要下放到基层接受锻炼。中间间隔不到半年的时间，不长不短，使得这批人的住宿更多了些周转和折腾。
“当时九月底，从学校宿舍搬出来后，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就把家安在各自的办公室。晚上，几张桌子一拼，被褥一铺，一觉到天明，到了白天再把被褥收 起来。所幸当时办公室的几位老先生都不用坐班，加上年轻人体力好，起得及时，所以并没出现大家都来办公室了我们还在桌子上睡觉的情况。不过，当时晚上住办 公室的情况是很普遍的。”
“就算当时住办公室，我们住得也都还挺满足的。办公室里有暖气，洗漱间可以洗衣服。有时候没地儿晾衣服，我们就在周末的时候把衣服挂到学生宿舍的阳台上。当时还有很多人是住地下室的，条件比不上我们的人大有人在。所以住办公室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
“就是洗澡会麻烦些，要跟民大学生一起挤澡堂，有的时候可能还要跑到北理工，洗次澡得折腾一个多小时。不过男生们好凑合，好几个人挤个喷头，你洗头的时候，我搓身上，打着时间差洗。”
1990年入冬前结束基层锻炼回到北京的巫达，又被安排住进了现在海淀区巴沟地铁站附近的小旅馆，接着进行正式入住集体宿舍的过渡。最终在几个月后，毕业将近一年半的巫达终于住进了单位分配的“西边的小平房”。
“当时的宿舍是两人一间，不到十平方米，什么钱都不用自己花。两张床，一张桌子，再来张书架就满了。当时排上这样的宿舍已经很满足，我在这间房子一直住 到1998年。1994年结婚时，这不到十平方米的房子就作为了我的婚房。一直到1998年，我才第一次分到了自己的房子，五六十平方米，在太阳宫附 近。”
经过公派香港，赴澳大利亚访问学者，调任上海大学，最后又回到北京近十几年的周折之后，巫达又成了“宿舍一族”。
“当时去上海的时候，为了在上海买套房子，就把太阳宫的那套房子给卖掉了，那时北京的房价还没有上海的贵。没想到，才经过几年，等我再回到北京的时候，北京的房价已经远远超过上海了。”
重新回到北京的巫达现在住在学校提供的专家楼里，一家三口住着一套四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第一年的住宿免费，但是为了促进人员的周转，如果第二年想要继续住下去，就要付给学校高于市场价的租金。
巫达说，他现在对于在北京买房的愿望不像年轻人那么强烈。“现在北京的房价已经跑赢了上海，就算把上海的房子卖掉，在北京也买不到什么好房子。还不如就在学校附近租一套房子，这样孩子上学、我工作都方便。真要把房子买到郊区，那真的是给自己花巨资买了个压力。”
“就这样在北京做个租房一族，我觉得也没什么可怕的。”
90年代
“蜗居”者
赶上分房“末班车”
我是幸运的一代
人物：崔民生，1972年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1996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从事相关航天产品的研制工作。2000年攻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科在职硕士，现就职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下设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从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
崔民生在接受采访时，一直说自己是幸运的一代。大学毕业有宿舍，尽管两个人挤十几平方米。后来又赶上了分房的末班车，让他可以全身心投入科研。
“当年我们参加工作都是有宿舍的，就住在航天院的青年公寓。两张床，一张桌子，加上置物的柜子，基本上可以填满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在入住两年之后，崔民生所在的公寓也实现了“现代化”：每个房间都配置了电话、电视机和电风扇，“当时属于豪华级配置了。”
两年以后，更大的幸运降临，崔民生赶上了单位的分房。“当时分配给我的新房只有五六十平方米，按照规定来说，我是高级工程师，应该分到的面积是85平方 米，为了弥补住房面积的缺失，单位就返还了我6万块的补偿款。而其实，当初掏钱买这房子我也就只花了5万块，这样算下来，我不仅白住一新房子，还附加多赚 了一万块。这种福利分房的政策在之后的一年就慢慢取消了。我等于也算是赶了个末班车。”
“说实话，我有时候会庆幸自己生在了一个幸运的年代。虽然说，现在年轻人的收入比我们当年高很多，但是他们收入的增长幅度远远比不上房价和生活成本的上升幅度。所以总体上来看，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比我们当年要艰辛得多。”
崔民生特别提到，现在毕业之后选择留在北京努力奋斗打拼的外地孩子，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村家庭。本来农村的传统观念认为，孩子考上大学就光宗耀祖了，甚至 觉得留在大城市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但是要在北京安个家，房子是个必备性要素。“按北京现在这房价，买个房子起码得150万吧，一些农村孩子连‘啃老’都 没得啃，一个首付就能吓坏一个普通家庭。”
但是，崔民生也并不主张大学毕业生一股脑往二三线城市的无规划涌入。“这种职业选择有着极强 的个案性和偶然性。拿我们这个行业来说，以往虽然也说是央企国企，但是总的来说不算热门。2003年杨利伟上天之后，才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而这种在北 京发展所能得到的资源和条件，肯定是二三线城市没有办法提供的。所以行业特点和时机节点很重要。无论是留‘一线’还是返‘二线’，都是得以个人的实际情况 和本行业的未来发展来作判断。”
对于高价位的房地产市场，崔民生说，自己一个做技术的不是特别有发言权。但是他觉得，这种市场的调控，一定得是从国家层面出发，做大方向的指导，至上而下，才有可能实现。下面某一个单位或是某几个单位的作为，是没有办法对现状产生积极调控效果的。
00年代
“蜗居”者
从六环杀回“北京城”
人物：徐光明(化名)。山东人。1985年出生。2008年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培训工作。现为北京某教育培训学校校区负责人。
最近一星期，徐光明带着老婆在看城里的房子。他们绕着方庄的“群星城古”一圈又一圈。每看一套房子，徐光明就觉得自己很幸福。“终于从六环‘杀’回北京城了。”他对记者感慨道。
毕业：城中村“蜗居”三年
2008年7月，北京奥运会即将开幕。徐光明从北京一所211高校本科毕业了。签约在海淀区五道口的一家图书公司，月薪2500元。他读的历史专业不可能给他带来高薪。
在之前一年，北京的房地产市场迅速升温，售房价、租房价如火箭般上涨。在五道口周围找了三天房子的徐光明宣布放弃，农村家庭出身的他只能承受不超过每月300元的房租。这个价格他在单位附近连张床板都租不起。
在朋友的推荐下，徐去了跟“杨家将”有关的地方——颐和园附近的六郎庄，当时它是北京有名的城中村，住着大量在中关村地区上班的销售员、小白领。徐光明在那找到了合适的屋子，10平方米单间，每月250元，没有暖气，但有宽带——他很看重这点。
徐光明在六郎庄一住就是三年，直到这个村被拆迁。他告诉记者，三年他已经记不清在村里搬了多少次家，只要房租不超过400元的地方他都住。没有暖气，他就在单位加班到11点，回家倒头就睡，实在忍不住了就开始熬粥，“粥早上能喝，熬粥冒出的热气可以让屋子暖和点儿。”
工作：房租逼往六环 转行教育培训
六郎庄被拆迁，徐光明搬到了更远的昌平史各庄，后来又干脆住到了离北六环不远的沙河镇——这里有345快公交车，不堵车半个小时就能到德胜门，他每天6点就出门。
2010年，徐光明开始转行，进了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做销售。他是新人，没有客户资源，就一直在公司待到12点，找那些夜里打进电话咨询的家长。每一个电 话他都仔细记录客户需求，然后不定期回访，帮助家长找合适的老师。慢慢地，找徐光明的家长越来越多，他的业绩节节攀升。
徐光明告诉记者，最多一个月，他光销售提成就以万元计。销售业绩也引起了老板的注意，他被破格提拔为所在学校的校长。
娶妻：买房收获幸福的希望
去年，连续两年位居全北京校区销售业绩第一的徐光明被任命为该培训机构的大区总监，走上了高级管理层的岗位。他拥有自己的办公室，不再需要“蹭”听别人的电话，尽管如此，徐还是每天晚上10点下班，他说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工作习惯。
最令他幸福的是，在去年他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一位文静的北京姑娘愿意和他打拼未来的人生。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徐带着女友回老家看望自己的母亲，母亲对未 来的儿媳妇很满意。几年工作下来，徐有了数十万元的积蓄。女友的家庭也给予了支持。他们决定安个家。于是徐光明开始了本文开头时的忙碌。
“忙但是很幸福，人生最幸福的是有希望，最苦的是没有希望。”徐光明说自己经历过后者，现在享受前一种状况，特别珍惜，“谁说80后就得一辈子‘蜗居’，只要肯努力，一定有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