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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耿
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学术研究副总裁，香港大学荣誉教授及汇丰银行(中国)独立董事。著有《产权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及《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制度变革与结构转轨》。
今天讲的题目“新政下的经济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主要是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经济改革。三中全会最主要的提法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点非常非常之重要，但是如何理解呢？
改革的目的在降低租值耗散
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其实就是改变游戏规则，改变制度。为什么要改游戏规则？因为游戏规则是集体行动的产物，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好的游戏规则会创造价值，不好的则会导致租值耗散(寻租浪费及腐败)。制度的形成与转变不一定朝降低交易费用和增加租值的方向走，产权基础设施的缺失和缺陷会导致广泛的租值耗散。比如路上有无主的一千块钱，路过的人为得到这一千块钱大打出手，一人受伤住院花了一万块钱。为了一千浪费一万，最后大家还不开心，这就是租值耗散。比如我们小时候是吃不饱饭的，现在的人口比那时多，中国的土地也并没有改变，为什么那时候反而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天天搞阶级斗争。租值耗散实际上是社会最大的危险。目前为止，市场经济被证明是能够减少租值耗散的最有效的机制。如果清楚路上的钱是谁的，就没有人去抢了，你的钱就是你的钱。但是要界定这个钱的所属，就要有一个产权界定系统。房子是你的，就要有房产证；车是你的，就要注册；工作是你的，就要签劳动合同。如果这些东西界定不清，大家就会打架。产权基础缺失的表现就是产权界定不清晰，产权交易难以进行，产权纠纷难以解决。政府的责任及改革的内容应当是完善产权基础设施，推动制度转变向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方向发展。
中国整个经济改革的过程中，都是在界定权利，界定产权，然后在市场上对产权进行交换。解决产权纠纷实际上就是将产权进一步界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也日新月异，之前没有互联网，现在有了互联网，有了淘宝，淘宝就界定了为什么可以将你的产品放在第一位而不是第二位，就像当年的无线电，在空中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也要进行权利界定。整个金融市场几乎都是因产权界定产生的。你说自己有期权，期权就是告诉你在什么时间以什么价格可以买进什么样的金融产品。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都必须经过法律的严格界定才能够组成金融市场。
改革的原则是循序渐进
再是改革的原则、逻辑与策略。长期博弈要着眼于社会的长远利益，构建具有长远影响的制度“基因”。短期博弈规则是每一步改革都应当避免多数人的反对。同时应当循序渐进，将路线一步一步分解，摸着石头过河，避免改革变成革命及陷入革命循环。还要具有全球视野，必须清楚中国是全球体系内“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但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不同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是要着眼于长远。看一个改革是好还是坏，不要看它对当前人的利益影响，重要的是着眼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对子孙后代有什么样的影响。制度建立之后，就是基因，为什么这么说呢？一百年之后估计在座没有人还在地球上，但是现在建立的制度，如果能够维持到一百年以后，它就会决定百年后子孙后代的行为，所以制度才是社会的基因。改革要做的，就是对基因进行改良。改革和革命不同，改革是改变游戏规则、减少租值耗散、改良基因。那么什么是革命呢？革命是全盘推翻。历史上有很多很多次革命，革命通常是要流血的，革命是要将秩序打乱。改革要防止变成革命，因为变成革命之后很多制度就要重新再改，代价通常是非常昂贵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决定要走向一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体系，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理解什么是市场？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市场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合约。整个大系统大概可分为五种合约：家庭合约、企业合约、市场合约、非政府组织合约、政府和社会合约。比如市场合约，市场交易是产品与服务的交易，也是权利的交易。现代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组合(企业股东、员工、债权人、客户与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约)，而整个市场的供应链系统的每一个环节也都由合约构成及连接。
家庭合约，家庭和亲属之间是血缘关系。父亲和儿子讲，你考上大学我帮你付学费，这件事不需要签合同，但是关系是非常牢固的。为什么民营企业这么重要，早期因为血缘关系很多合同不需要签订，而且不需要外人帮助执行，是会自动自觉执行的。家庭非常重要，家庭内部的交易成本非常低。如果儿子在学校，父亲在政府部门，母亲在企业，因为交易成本很低，信息迅速传播，学校和企业的“关系”信息很畅通的流动，很多“关系”就出来了。这些“关系”对于市场经济非常重要，它可以知道资源配置的状况是怎样的，有没有机会，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关系”。“关系”不是中国特有的，全世界都有，有家庭的地方就会有“关系”，这不奇怪。重要的是要理解市场是合约。
合约是什么呢？买方、卖方签一个合同，我给你钱、你给我房子，这就是市场合约。购买了房子要进行登记，有房产登记部门，出现了问题就要去法院。为了执行合约，背后有很多产权基础设施。企业也是一个合约，现代企业由法人组成，法人和所有的企业相关方签合约，包括员工、高级管理人员、股东等。如果要发债、金融产品，也是跟企业的法人签合同。整个都是市场，凭什么市场合约就会得到相信和履行呢？很多原因，首先当然是互惠，如果两个人都没有好处，为什么要签这个合约呢？一定是都有好处才会签约。
现在的市场已经是全球化的，这就是全球供应链。苹果手机从产品设计到生产，已经分为很多的模块，每一块都有一个市场。全球供应链的本质就是一个复杂的合约网络，市场无处不在，到处都是合约关系，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合约关系的背后有什么样的决定因素。合约关系的背后是制度和政策，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制度”这个词出现了很多次，它非常重要，制度就是社会的基因。
产权改革中国做得不错
合约的背后是产权基础设施，产权基础设施是市场无法解决的，需要集体行动，集体行动一定会牵涉到政府，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所有的60条条文都是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它的目的，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到2020年，中国的制度、体制应该95%和国际上最先进国家一样，而且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就像是美国200年前界定制度之后就不需要大变。这实际上是“中国梦”的本质。
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些改革如果完成了，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因为中国占全世界人口的1/5。印度现在也在学习中国，其经济发展也很快。如果中国成功了、印度成功了，为什么非洲不可以呢？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的人口占世界的少数，中国、印度、非洲如果全部都发展起来了，将来全球市场的创造力会有多大。过去几百年，发达国家人口只占全球1/5，但是发明了这么多先进的技术，若将来所有国家的人都可以参与创新过程，可以想象科技的发展会有多快。到时候不管是环境污染问题、气候变化问题，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市场的力量如果能够得到发挥的话，我觉得所谓“小康”水平，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
在中国，应该说大部分产权基础设施都已经解决了。香港做出了很多贡献，中国很多做法都是从香港学习的，比如说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也是以纽约交易所、伦敦交易所为模本引入的。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建立产权基础设施是非常成功的，这是中国跟印度的区别。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的市场秩序形成：一是在吸引外商投资过程中初步建立产权基础设施，并逐步与国际接轨；二是农民工与就业体制改革，形成了全国人力资本市场的形成；三是上世纪90年代开启的房地产改革。此后，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涉及产权基础设施的变化，在这些方面，中国做得很好。
两个关键领域的改革
最后谈一下两个关键领域的产权基础设施建设与市场化改革，即自然资源领域和金融领域。中国经济的“悖论”是资本稀缺加产能过剩，其根源是当前体制下自然资源与金融领域产权基础设施的缺陷，自然资源与资本的基准价格需依赖国家合理确定(应反映资源的实际稀缺程度)，同时要通过完善市场竞争来形成基于品质与风险溢价的差别定价体系。
具体来说，自然资源领域面临的产权基础设施缺失问题包括：所有权界定不清，交易垄断，价格和市场准入管制四个问题。这些问题导致自然资源市场存在极大扭曲，造成配置失衡、低效和严重浪费，也导致了我国生态秩序的失衡，即当前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特别提到自然资源领域的改革，明确提出要进行价格改革。我觉得价格改革影响最大的是生态环境。环境污染问题其实就是产权界定的问题，当你生产一个工业产品的时候，忘记了它同时还生产了一个附带品，这个附带品就是废气废水。废气废水的权利是谁的、谁有权利排污，要进行界定。界定清楚之后，其他剩下的事情就好解决了，没有排污权就要购买，这个市场就会起来。
金融领域中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基准价格，一个是风险溢价。金融市场中基准价格就是存款利率和中央银行债券利率，它们是无风险资产的利率。其他有风险资产跟它相比较，就需要根据资产不同的风险决定在基准利率上加几个点，这是整个金融市场最重要的任务。但是完全靠市场无法确定基准利率，基准利率背后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中央银行的决定，在美国是联储局，在日本就是中央银行。他们在做决定时，理论上应该按照资源配置的经济学理论，按照市场的供需确定一个无风险资产的基本价格。但现实中完全相反，中央银行全世界都一样，都政治化了，都号称自己是独立的，但是实际上都不独立。在过去金本位的时候，央行没有这个权力，因为它是由金的市场价格决定。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跟金本位脱钩，全世界的基准利率就乱套了。可以说现在全球基准利率一定是错的。全世界这么多发展中国家需要那么多资本建设，为什么资本的价格是零呢？这在经济学原理上讲不通。在一个错误的基准利率上，哪怕市场再强大，风险溢价还是错的，存款利率和现实资本的供需完全脱节。
金融市场的改革很困难，因为它有两步，而且两步都要做好。一是中央银行一定要确定好基准利率，而这个基准利率不能完全靠市场来决定。二是市场一定要足够发达，能够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找到一个好的市场风险溢价。但是这两件事情，不要说中国，连美国、日本、欧洲都做不好。美国利益团体太厉害，金融利益团体太强，欧洲和日本也是一样，中国稍微好一些，但是也好不了太多。因为利率变动影响太大了，所有政府都愿意降息而不愿意加息，低利率是现代毒品，吸毒之后就戒不了，这是全球经济最大风险。中国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面对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需要一道防火墙。从实体经济来看，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是需要大量的资本，资本在稀缺的情况下价格应该很高。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因为全球金融危机，所以在发达的经济体里，资本存量已经很高了，回报率很低，所以发达经济体就面临通缩和低利率的现状，对它来说是符合它的实际情况，但是对中国来说不是。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完全照搬西方的金融价格和体系，那么对我们整个实体经济的影响非常大。这个事情我已经讲了五年到十年，几年前我在这个讲坛就说要加息，现在可以看到利率在不断的上去。问题的关键是必须要明白加息、加存款利率是政府的事。我倒不认为存款利率应该立刻放开，因为这是基准利率。在这么复杂的世界金融市场的环境下，市场是无法决定基准利率的，必须要政府根据市场情况，根据实体经济情况确定，然后放开市场，让市场来决定风险溢价。
(南都评论记者 陈建利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