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核一圈三群”规划初具规模，全省新型城镇化构架基本敲定。太原都市区和都市圈，晋北、晋南、晋东南城镇群，在山西版图上如一个行走的人，头朝京津、手牵东西、脚连关中与中原，胸襟广博，迈步前行。如此描述城镇化规划，科学严谨又颇具文学意味，令人振奋又充满希望。至去年底，我省已完成6项区域性规划，包括之前完成的100个重点镇规划，城镇化规划在省域层面实现全覆盖。
实践层面同样精彩纷呈。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跨入全国前5名，“三纵十一横十一环”高速公路网加速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城乡统筹，医疗保险省内全覆盖，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保障统筹为城镇化稳步推进奠定了基础。市县两级城镇化成效也已显现，太榆同城化取得新进展，介孝汾城镇组群开发、长治1 5城镇群抱团发展……各地瞄准城镇扩容提质，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齐头并进。目前，全省已有5个市城镇化率超过50%，市域间城镇化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
从轮廓勾勒到脏腑配置，从蓝图规划到付诸实践，这个“人”不仅立起来了，而且走起来了。去年，全省城镇化率达到51.26%，在全国的位次由17位上升到16位。这成为我省城镇化的一个标志性节点，以城市型社会为主导的发展时代来临，山西城镇化进入加速期、关键期。
突破可圈可点，成就可喜可贺。但反观自身，环顾左右，山西还有不得不承认的差距。城镇化率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知耻方能后勇；土地城镇化畸重，人还没有成为城镇化的重心；城镇化、工业化水平双低，而且二者关系尚未理顺；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力量薄弱，还难以担当农业现代化大任……在这个节点上，加速新型城镇化面临着诸多梗阻。进入加速期、关键期，城镇化如何继续推进，山西必须静心思量，唯此步履才能更加稳健。
城镇化与现代农业
——现代农业步履维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量质欠佳。“三农”问题得以解决，新型城镇化才无掣肘之忧
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农村人口成规模向城市流动的最早形式。在政府主导、政策推动下，我省已经有500万左右农民转型为农民工。起初以提高农民收入为目的的主观动因，产生了人口向城市聚集的客观效应。尽管无心插柳，却与城镇化异曲同工，可见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
在大规模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背景下，2012年全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跃至3175.5元，总收入中占比近一半，增幅达到18.3%。与此相比，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为2334.4元，总收入中占比36.7%，增幅仅为9%。无论占比还是增幅，曾居主导地位的家庭经营收入已经被务工收入甩在身后，收入单级趋势愈发明显。这种差异反映出，农村生产力或者说现代农业还不能完全支撑起农村经济，城镇化推进还有后顾之忧。
近几年出现的农村土地撂荒、“空心化”等等负面效果，体现的是我省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不同步的深层矛盾。仍以传统家庭为主、细碎化的经营模式，使农村生产要素效率低下，也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失去可持续性。城镇化必须考虑：未来怎样种地？又靠谁来种地？
解决之道在政学两界已达成共识：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近几年，我省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长足发展，合作社数量甚至位列全国三甲，但他们依然难担大任。合作社有组织无合作，形式大于内容，更有挂羊头卖狗肉者夹杂其中；专业大户规模不大、数量不多，土地流转令其头疼；家庭农场略具雏形，没有针对性政策，也没有成功的范式可加以推行。改善这些状态，我省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指出的是，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不是放弃家庭这个主体，相反是对这个主体的加强。不仅现有体制要求如此，也是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各国成功的农业生产模式无不以农户为主，只是规模大小不同、集约化程度有别而已。城镇化对我省农业的要求是，将土地等要素交由更少的、更专业的农户或农户联合体去经营。
个别地方也有另一种急于求成的倾向，即农村生产方式未变，主导产业未立，而农民生活方式先变。行政推动农民上楼、“无中生有”打造新城镇等都属此类，这在一些地方已经造成农民新的负担和新的农村矛盾。防止“剑走偏锋”，切勿忘记以产业聚集、项目建设为核心。可喜的是，我省正在推进的100个重点小城镇建设，已经体现出较为完善的产业思维，未来更多以农业产业为支撑的小城镇样本或将呈现。
大同买房 大同房产 大同地产尽在新浪乐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