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佛山—全球对话”国际会议在佛山举行。 南都记者 张明术 摄
刘悦伦发表讲话
作为一个工业总产值排名全国第五的城市，什么是佛山下一步发展的烦恼？张燕生、肖耿研究团队认为，资源环境的约束，将是佛山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对此，佛山市长刘悦伦也坦承，这方面他最关心两个问题，一是土地，二是环境。在历时两天的“2013佛山—全球对话”国际会议中，这也因此成为各界专家“论政”的重要话题。
焦点1土地改革：
“我们能用的土地真的很少、很少，尤其是这些主要的城市，你让我们哪里去找地？要买地，价格就高，要限购限贷，要怎么办？”12月7日下午，当罗康瑞再次向台下的佛山市长刘悦伦“撒娇”，现场哄堂大笑。
作为瑞安集团董事局主席，罗康瑞近年来在佛山的地产投资颇多大手笔。不过，或也为回应刘悦伦此前阐述佛山土地资源不足的发展困扰，罗康瑞也建议佛山可借鉴香港、台湾的制度设计，在农地上做好文章。
于佛山而言，这实际上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1990年代初，肇始于南海的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其所带来的“红利”至今仍被共享，但城市化程度也已今非昔比，“必须要激活村镇活力，让农民愿意拿出土地”，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说，而罗康瑞则倡议“要把财富还给农民，让市场来决定价格。”
城乡土地二元市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评价这过去二十年的土地制度，澳门大学经济系教授孙广振用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他看来，这可谓“说它好不是，骂它不好也不是”。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在总结土地困境时则表示，目前佛山是土地开发强度较高、土地资源不足，企业用地指标远远达不到实际需求，导致许多项目因土地紧张而不能落户。另一方面，城乡土地二元市场为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做出重大贡献，但是同地不同权、同地不同价已带来包括土地资源浪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渠道不畅、农民财产权受到侵害，以及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发展模式引发地方政府对土地高度依赖等诸多问题。
张燕生同时表示，尽管近年来佛山推行“三旧改造”等，已部分地解决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问题，但规模太小、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也仍滞后，因此整体格局并没有根本性变化。
谈港台经验：开发商看好换地权证制度
罗康瑞从城镇化的角度，提出“钱从哪来”，他说农地就是条捷径。
“我们做开发商的，要是看中佛山哪块土地，你让我让一些换地权证书来买这土地，我们就去市场上买了，再给你市长就好。这是市场的价格，非常有效，在香港就做得非常好！”
据了解，在1960年代初，香港政府想在新界发展多个新市镇，需征收大量土地。为减低收地的现金支出，政府便将其中部分的收地赔偿，以“换地权益书”来代替现金赔偿：甲种换地权益书容许持有人每平方呎建筑用地换取1平方呎建筑用地；乙种换地权益书容许持有人每5平方呎被收回农地，可于将来换取2平方呎同样位于新界的屋地。于是，到1970年代初，一些开发商因看好地产前景，就积极收集乙种换地权益书，甚至出现高价炒卖。
谈到台湾经验，罗康瑞说，“目标是要地尽其力、地利共享，实现农业用地集约化”，所以一边要合并分散土地，一边要促进小农转业，通过购地贷款和税收优惠，来鼓励土地转让。
本土改革路径：公司化改革释放集体经济
在土地问题上，林江遵循的逻辑是：从政府的角度，村镇一旦失去活力，就难以形成税收，特别是土地财政一旦难以为继，也就陷入一种死循环。所以，必须要让农民看到活力，并愿意拿出土地。
林江说，目前南海村居的经联社改革，就是对土地等集体资产启动公司化改革，从而推向市场，但这也将受《公司法》限制。据了解，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的股东上限为200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上限为50人，“村民那么多，远超过这个数，其实可考虑代持的方法，一个股东可以代表数个村民，这完全是可以再创新的。”
这种通过公司化后释放集体经济，南都记者2012年9月在采访南海区委书记邓伟根时，他也曾详细阐述过设想。“南海有两个千亿，公有资产的千亿，还有集体经济的千亿，都还没有释放。政经分离以后，可以让集体经济依市场规律逐步释放，让农村也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
邓伟根举例说，“像美的，公社集体释放出来就产生了一个千亿的企业。现在还是大集体，社员股东都在争分红。但是真正按照市场经济，这种资产完全可以引入战略投资者，资产可以成几倍增长。这个能量啊，大得很！”
新政仍待明细：核心争议是农民宅基地
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除外还要“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这普遍被认为是一大利好消息。不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也提出，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如何界定，其实仍未明晰化。“核心争议就是农民的宅基地，事实上很多城中村的农民已经把宅基地建成房子用以出租出售，那你说这属不属于经营性用地？”他说，他的研究结论，很难说它是。
焦点2环境整治
难立竿见影需多方共赢
12月7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斯彭斯在会议上表达了一个观点：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一定程度后，环境因素会成为吸引人才最重要的因素。这个观点引发了不少学者和企业家的共鸣。
“担心环境恶化导致人才流失”
溢达集团董事长杨敏德在高明建厂25年，对迈克·斯彭斯观点，她深有感触：溢达集团的发展，离不开外来人才的贡献。以前的高明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是吸引年轻人前来就业的因素之一。而现在，大学生站到高明桥上看到现在的环境状况，会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关于环境问题，她向市长投诉过，“每次一看到南海电厂的黑烟出来，我就担心我又要流失多少人啊！”
治理污染需要人才，人才流失了，谁来治理污染呢？杨敏德表示担忧，她以自己的公司为例说，溢达为了减少污染，改善了工艺，去掉了纺织过程中污染程度最严重的浆纱环节，结果污染大大减少，“我们还有一个课题是，如何不用水去染。2005年-2012年，我们产量上去了，但是用水量减少了4300个奥运泳池般大小的水量，相等于860万吨。”杨敏德把这些治污成绩都归功到引进的技术人才上。
“治理污染政府需用强有力手段”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刚从北京来，在北京的雾霾天里留下了十六个字：“千里雾霾，天日无光。现代蛮荒，吾心悲凉。”来到了佛山，他的心情依旧，“早上推开窗看佛山怎么也是雾霾天，看得人心发凉。”
民营制造业是佛山经济的基础，也是污染大户，李晓西认为治理污染需要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手段，在环境保护方面对这些污染企业不能客气。他认为民营企业家要扮演一个具有社会责任的角色，不光是要挣钱，违规排放污水、污气，会走到民众的对立面。
如何治理环境污染，像亚运会时那样关停污染企业的做法，李晓西不认同，他提供的一个思路是，在政府的引导下，让企业主和民众一起谈论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法，最后达成一个多方共赢的模式。
“治理尾气污染难立竿见影”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运输经济与技术研究室主任李连成说，治理汽车尾气污染主要是两个途径：一个是优化结构，这是一个长期的渐变的过程；另一个是技术进步，例如使用新能源汽车，但是这个需要很大的投入，而且不能强制私人使用。要达到立竿见影效果还是有一定难度。
上海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左学金提到环境问题时说，佛山要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学习香港公交导向的经验，不仅对环境有好处，而且利于城市未来的发展。他亲身体验到广州到佛山路途中的赛车。他认为不管是水污染、空气污染，地方政府都有能力解决部分问题的。
焦点3广佛同城
专家说广州“限外”失风度广佛应协同发展服务业
“研究佛山不能离开广州。”“广佛经济圈最有前景。”昨日，参与会议讨论的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封小云一席话，打开了广佛同城的话匣子。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一直对广佛同城寄予厚望，但广州“限外”对广佛同城造成新的担忧。而不论与会企业家还是专家，都希望广佛两地更多真诚合作，特别是在服务业协同发展上有更为开阔的视野。
此外，周六、周日两天会议，来自财税领域的专家也对十八届三中全会财税体制改革做了前瞻，尤其是在地方债、营改增等领域的调整，也将给佛山带来相应的机遇。
佛山应更积极推动广佛同城
2003年，广佛共同举行“广佛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研讨会”，探索研究“建设广佛都市圈”；佛山呼应广州“西联”战略，提出“东承”战略，主动接受广州辐射带动。之后数年，广佛之间多有互动。直到2009年3月19日，时任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和佛山市市长陈云贤在广佛交界的佛山市南海区签署《广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设合作协议》，以及两市城市规划、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协作、环境保护等4个对接协议，标志着广佛同城的正式启动。
在封小云看来，今后大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中，最有前景的地区在广佛经济圈。不过，在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看来，目前对于广佛同城化，佛山方面表现出不太积极。
“同城化的结果可能就是佛山慢慢消亡了。”林江说，而广州老大哥在限外一事上表现得有失风度。林江甚至认为，“限外”就是“限佛山”，因为很少人会从从云浮、韶关到广州，而如果“限佛山”的情形一旦出现，“原来一纸空文的广佛同城化，到最后连那张纸都撕破了。”
2013年4月8日，广州市交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公布“限外”草案，令大量广佛候鸟“哀鸿遍野”。尽管10月29日广州市领导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市长陈建华表示，不到非常拥堵，广州不会限外。但林江认为，限外随时将会实施。
佛山与广州渐行渐远，毕竟不是好事。林江建议，佛山应该更加积极地推动广佛同城化，尽管表面上看好像佛山有点吃亏，不要以一时一刻的现状来推论未来五到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要有更开阔的视野。
专家为广佛同城出谋划策
林江非常赞同珠三角一体化工作，通过基建形成珠三角九个城市一小时生活圈、经济圈，“从拉动内需来说，无论对佛山还是整个珠三角，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这也是摆脱太过依赖加工出口的重要举措。”林江进一步解释，一体化之后，人们往来多了，交通便利，商机自然就会出现，这样内需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佛山的机遇就会出现。
不过，一同与会的瑞安集团董事局主席罗康瑞却对广佛同城后的佛山前景表示“广佛同城的分工到底是什么，不清楚、看不清”。罗康瑞认为，在未来广州应该会成为华南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但目前稍乱的产业规划不能很好地吸引跨国企业。相比之下，具有产业基础的佛山就有后发优势，也在做金融方面等第三产业。广佛两地没有协同分工好。
“广州不放手，佛山也做不起来。而广州也不一定愿意放手。”事实上，封小云也介绍，目前佛山的第三产业比重可能是珠三角最低，主要服务辐射还是广州来做。
专家们都为广佛同城化出谋划策。上海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左学金认为，广佛两市的发展，应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发展成为一个地位平等的双子城市，强调两个城市内部之间各种功能的混合，并顺应现有的比较优势发展。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更建议，佛山应该成为私募基金城市，以此来突破广州的包围，成为金融中心。田利辉举例，佛山的劳动力优势很可能一去不返，将来的发展不再是“产业为王”，而是“资本为王”。佛山要从实质的制造业，变成投资者。而比广州更有优势的地方是，佛山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和大量专业型乡镇企业，中小企业家把当年的资产、利润拿出来，整合成为私募基金，变成非常有规模的、专业化的投资。“因为他们最清楚，行业中哪个企业最有竞争力，在哪个地方投资最有优势。”
焦点4佛山机遇
负债发展佛山或赢得空间
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提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地方债的问题上也将实行新的调整。匹配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将有利于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建立服务于城镇化建设的长效融资机制，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教授林江表示，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确负债高，这与目前分税制有很大关系。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力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普遍举债。
“新的提法考虑地方财政不限于一个年度内的收支预算平衡，而是3个年度或更长期的财政年度预算收支平衡，这是一个突破，也是允许地方发债的一个信号，这给佛山这样的城市也带来空间，通过发债来获得发展。”林江认为目前佛山负债率只有47%，并不算高。在分税制不变的条件下，不让地方负债不现实，只是要控制度的问题。
此外，林江还表示，此次财税体制改革，中央很可能会收权再放权。“中央收上去后会把一部分财政收入用于基础公共服务上，但是也会放一部分为市场、经济服务的财权。对于佛山来说，将来的支出要更加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花钱会受到限制。”
营改增将刺激服务业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一个重大焦点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北京联办财经学院院长许善达现场演讲表示，营改增将在十二五期间全国铺开。“我预测两届政府内全部完成算很快了，现在试点区域完成的只有20%，还有80%的营业税还未完成营改增。”
由于营改增允许试点的服务业进行部分增值税的抵扣，意味着企业流转环节全面减负。“这对服务业发展是个刺激，正好今天我看到佛山的状况是服务业比重偏低。”许善达对南都记者说，上海试点营改增就减收了120亿。静态来估算，全国如果完全铺开，地方政府减少起码3000亿。
据了解，自2012年11月1日启动“营改增”改革试点以来，一年为佛山纳税人减少税收负担6.71亿，纳入试点的企业数量从最初的8977户到目前的20358户，意味着“营改增”所辐射的对象不断扩大。
许善达预测，营改增后，地方政府收入会随之减少，但中央为了平衡地方营业税的损失，将会选用其他税种作为地方收入的主体税种。“我个人建议是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前者可以鼓励地方政府刺激消费，地方政府会想法增加市民收入，有利于地方政府导向发展经济、提高群众收入。”
[专家访谈]
张燕生：佛山政府和市场是一种正合力
记者：佛山在简政放权等一系列改革后，权力都下放到基层，但同时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涉及到市级层面的统筹非常乏力，区的离心力也比较大。简政放权已经到谷底了吗？
张燕生(中国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不能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看佛山要和整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为什么要选佛山来作为标本，最看中的就是它的活力。过去三十年，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增长特点是政府主导、出口为主。但对佛山的研究则表明，演化中的政府-市场互动对经济增长非常关键。不要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看成是对立的，我们是看市场和政府在合力，佛山的合力是一种正合力，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政府的作用还是很好的。很多经验都是在全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佛山自己解决得很好。
因此，佛山政府简政放权还没有到谷底，还要不断研究怎样更好地放权于社会放权于基层。
记者：刘市长谈到佛山面临的环境治理、土地等资源瓶颈，您有何建议？
张燕生：佛山在现代金融、研发创新设计、管理、专业服务、绿色智慧遇到瓶颈。佛山能不能从前三十五年的旧模式，走向未来的新模式，我非常担心。如果要发展成新模式，创新驱动、人才驱动、高端服务驱动，我们寄希望于广佛一体，发挥广州和佛山的正能量；寄希望与对接欧洲、德国，把欧洲工业服务的机制和方式对接佛山传统制造业。我不希望改变佛山制造业为主的结构，因为服务是需要对象的，都搞服务，那能为谁服务。此外，能不能够形成境内、跨境、境外的生产和贸易供应链，金融供应链，基础设施供应链，人才供应链，公共设施供应链。这些问题光靠佛山做不到，和欧洲、日本合作，“走出去、引进来、本地化”，好像回到1979年，佛山新三十年开始，是一个新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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