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是会掉馅饼的，但是要你首先弯着腰，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房地产业是这样，改革也是这样。感谢周教授！”“易居-沃顿-上大”研修班上，猫在隔壁报告厅听了周其仁一节课的周忻在最后时刻冲到现场，略带激动地总结了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
新浪乐居深度报道记者 谢敏敏/文
“改革到底能不能成功？我认为，即使是概率很小的可能性，只要存在，我们就要有准备去把它拿下！”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易居-沃顿-上大”中国房地产商业精英高级研修班上的这句铿锵有力的话，映衬着他的满头华发，让现场百余名中青年一代热血涌动。乐居深度报道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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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曾在70年代被称为中国最懂资本论的经济学家，现在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多年来在中国改革、土地流转、货币政策等问题上的研究建树卓著，去年把自己过去关于改革的文字集成文集出版，名叫《改革的逻辑》。
面对着台下来自房地产业的学员，他再次阐述自己的改革逻辑——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还要继续深化改革？改革到底能不能成功？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房地产业的现状和未来，和改革的程度，息息相关。
1978年的时候，从黑龙江下乡的地方跑到北京读书的周其仁，离改革中心之地曾经如此之近。30多年以后，当他解释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全面深化改革原因时直言，还要全面改革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到了如今，依然是半拉子工程。尽管此前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但改革还不彻底，市场不能细看。细看问题很多。
“运用房地产业的比喻，就像是一座大楼修了个框架，顶没有封。我们的改革，把容易改的先改了，难改的留下来了，先改的也没有改彻底，这两部分并行，就是半拉子工程。”忧心忡忡的周其仁坦言，这给中国的经济发展犹如埋下炸弹。
看似内敛而严谨的周其仁，在演讲的时候手势多的惊人，配上他逻辑缜密而富有深意的语言，感染力强。语速平稳地讲完一句话后，他的脖子后倾，留下一到两秒钟的停顿时间，让你不得不跟着他思考。
这样一个逻辑思维极强的人，在阐述改革的问题时娓娓道来，用几句话就囊括出了改革不彻底的表现，土地制度和外汇制度的半拉子改革，在他看来是中国经济现阶段面对问题的典型代表。
1988年11月深圳拍出第一块非农业用地，上海随后，中国土地市场开始发展，很多人才意识到土地的“坐地起价”。土地要素开始主导商品房市场，商品房的供应是市场化了。但改革只改了一半，土地供应没有市场化。随着城市扩大，城市土地不够，强制征收农村土地的情况越来越多，这是法律赋予地方政府的权力。矛盾随之凸显：上访、冲突。千万别以为农民笨，他们只是慢一点，尤其是靠近大城市的农民，很快就醒悟过来。”于是现在土地补偿与土地出让收益之差越来越小。
土地市场的繁荣带动了城市开发，但是中国城市级别行政性的划分导致掌握重大资源调配的权力掌握在少数官员手中，一旦官员手中的权力无约束，无合理路径，就往往容易使得城市发展非市场化。“有一个西北的城市，我去看过，他们在黄河的一端搞了一个面积比旧城两倍的新城。我对当地的领导说过，不要再去大干了，为什么？我说你这个地方的老城里面都是稀里光当的，人们斜着穿马路，这个人口密度怎么支撑你去开发新城区？所以说鬼城就是这样来的。”周其仁说。
为了参加当天的研修班，周其仁特地从北京坐火车赶到上海，一路上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雾霾。而为什么有雾霾？这个环境生态问题还是可以用周氏“改革的逻辑”来回答——半拉子改革造成的。“谁也别怪谁吧，全体都要反省吧。为什么开发力度这么大？”
外汇制度的改革，在周其仁看来也不彻底：“锁住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让央行一个劲地投放基础货币，汇率的真正市场机制没有形成。”
“我讲了土地，讲了外汇。外汇一偏，基础货币量一增多，我们的金融控制就不能放松了，利率市场化遇到麻烦，投资质量就不会高，然后等到把过量的货币冲击到某几个市场以后，那这个价格它就变成社会问题了，就是你们这个领域了。”他此时说的“你们这个领域”，就是房地产业。
做事说话都有一套逻辑的周其仁，在讲到外界颇为关心的房地产问题时，亮出了自己的逻辑：“为什么那么调控房地产，房价为什么降不下去，等到房价起来了，很多人发现不行了，买不起了，绝望了。市场上如此大的购买力，其他投资又没有打通，剩下这么多钱往哪里去，就往那些有供应瓶颈的地方去。”
自诩不乐观也不悲观的周其仁，说到最后总归要回答他引出的这个疑问：按照这样的架势，中国新一届政府下定决心的深化改革能成功吗？这个一路见证了中国改革过程的老经济学家，回答得颇有深意：“你要问我，我的答案是不知道。”
但是，周其仁的人生逻辑却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讲了一个励志的故事。“我带过40多个企业家到华为去参观，在那里泡了2天半。任正非当年起家的时候，6个人凑了几万块钱创业，去年是2200亿的销售额，27年发展成15万人的全球跨国企业，主要经验讲起来很有意思，最重要的就是对未来准备足还是不足。未来好的可能性，哪怕概率很低，我也要用100%的努力去争取它。这个思维很简单，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到最好。我用这个观点来回答这一波的改革能否成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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