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堵又推新方案，虽力度空前，内容却无甚新意。无论是开征拥堵费，抑或提高外埠车辆进京门槛，其所奉行的，皆不过是传统的治理路数。 一方面，祭出万能的价格杠杆，拉升用车成本从而压抑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强化行政设限，给外来者持续施压逼其自觉“离场”——长久以来，北京治堵沿着这两 条路越走越远、越走越急，全无反思精神和创造力可言。
即便创意贫瘠，北京治堵新动向，还是引发了广泛关注。一个自然而然的疑问是，若北京果真开征拥堵费，会否引发各个大城市效仿？过去数年内，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皆流露出强烈的征收意愿，只因公众强烈抵制才作罢。可以预想，若北京“敢为天下先”，极可能成为“风向标”。
“拥堵费”是否该收？各方早有成熟见解。反对意见大致如下：一，很多用车需求是刚性的、缺乏价格弹性，不会因拥堵费开征而减少；二，车主既已缴纳了不菲的 购置税、牌照费、车船税等，断无义务再交新费用；三，专款当专用，拥堵费尚无法自证用途正义、程序合理，自然不具备合法性……只可惜，北京一声“开征”， 就直接跳过了种种民意诘问。
此类回避讨论、一意孤行的公共决策模式，显然与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格格不入。它旨在以“先行先做”造成既定事实，继而从根本上使民众的反对声失去意义。此行事方式，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决策效率，但长远来看势必会消解各界的“治堵共识”。
征收拥堵费、限制外埠车等政策，事实上都不乏拥护者。特别是北京本地居民中的相当部分，对其持鲜明的支持立场。问题是，职能部门为何不以之为依据，与反对 者来一场对等坦诚的辩论？一个文明的城市，理当在充分吸纳成员智识、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一同决定今后的治理之路。须知，“怎样治堵”固然重要，但更重 要的是，以何种方式敲定治堵手段。
创意寥寥、徒有“勇气”的北京治堵新方案，呼应着职能机构的偏执。恰是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连年“治堵”收效甚微，却制造了一系列裂痕：有车族与无车族， 本地人与外地人，彼此间相互埋怨、排斥，渐渐忘记了对所处城市的共有担当。其后，“治堵”沦为专职部门的专门工作，而非全民共同参与的事业，又怎可最大程 度谋求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