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乐居讯(编辑 杨留锋)不知道从何时起，买房难已成为当代年轻人挥之不去的心痛。其实，并非只有现代人才会面对高房价与悲惨的房奴生活。自古以来，住房问题一直都是困扰人类的社会热点，从诗圣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诗人白居易的“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这不仅表现了诗人胸怀天下苍生、忧国忧民的满腔热血与抱负，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住房难”是古代的一个社会性难题。
在古代，诸如长安、洛阳、开封这些大都市，房价一点儿都不比现在的北上广低。对于买房，古代的名人与高官也是一肚子的心酸与苦水。
唐京城长安几乎全民租房 高官照做“候鸟族”
如果说如今的公务员是趋之若鹜的“铁饭碗”，那么在唐朝，公务员只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没有工龄、没有年终奖、更没有高额的公积金。安史之乱以前，官员施行年薪和月薪(月俸)双轨制，唐后期基本上只实行月俸制，但支付时往往付给谷帛等实物。但京城房价也贵，不少公务员也只能租房子。
唐朝京城长安当时城区面积达82平方公里，全盛期城区人口百万。无论城市面积和人口都堪称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外来人到长安若无祖上遗留的房产可继承，要想在这京城都市里购置一处住宅安居，难比登天。别说是一般平民百姓，就是具有相当级别的官员也存在着买不起房做租房族的问题。唐穆宗(公元820-825年)时身为工部尚书的郑权，“家属百人，无数亩之宅，僦屋以居僦僦僦”，堂堂住建部部长，家里老小一百来口，居然没有自己的住房，一直是“租房一族”。韩愈便称赞他：“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所以说，在当时的长安，租房子住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
大诗人白居易初入长安时，曾投诗卷去拜谒顾况。顾况一看白居易的名字便道：“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此话虽是戏谑之词，但也道出一种京城社会实情。当时普通老百姓要想在此京城长期生活下去，想购置一所比较满意的私家住宅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很多人只能住庳狭低矮的破房，甚至靠长期租赁房屋暂居。所以顾况才以白居易的名字开个玩笑。却不料竟一语成谶。白居易29岁中进士，32岁参加工作，任校书郎（相当于现在在中央办公厅负责校对红头文件的工作人员），拜翰林学士，依当时五品散官的品秩已不算太低，俸禄也不算少——每月一万六千钱（折合人民币8000元）。可是就这个级别的官员居然二十余年在京城里买不起一院属于自己的住宅，在京城整整18年居无定所，于是他在《卜居》一诗中为此事哭穷道：“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
白居易在诗中“羡慕蜗牛都有个窝”，将无房族的心酸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他后来的买房经历跟现代都市打工族很像。白居易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四间茅屋，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又养了一匹马代步。后来白居易觉得这样长期租房不是办法，就到长安城的卫星城——陕西渭南县买下一处宅子，平时住在单位，逢假期和休息日就回渭南的家。有点儿类似于当代大都市白领的生活，在郊区买房不住，而在城里租房上班。
值得欣慰的一点是，白居易后来下放到地方工作，先后在重庆、杭州、苏州三地做刺史（相当于市长）之后才真正发财，在长安和洛阳各买了一套“别墅”，但此时白居易已经50多岁。
正部级高官工作30年才买起房 或住“陋室”
其实，说起来白居易还不算是很差的。因为号称“文起八代之衰”，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大文豪韩愈先生，名声不比白居易小，官还要比他大，竟然在为官三十年后才在京城长安买了一所住宅。他在《示儿》诗中写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卷书，辛勤三十载，以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於我自有余。”韩愈以为官三十年积攒的俸禄加上润笔费(即现在的稿费)买的这所住宅“还够不上奢华，但还算不错”。需知韩愈为官三十年时，已担任了京兆尹(相当于首都市市长)和吏部侍郎(即大唐帝国国家人事组织部副部长)级别的高官。
其实，在京师长安高官买房难的也不只是白居易、韩愈。刘禹锡入朝为官时仅文名很盛，并被认为有“宰相器”，因参与“永贞革新”被贬官出朝，十四年后再度还朝，担任了礼部尚书(正部级高官)，居然也写了篇千古传诵的《陋室铭》，可见这位正部级高官大诗人的京城住宅也不算怎么好，否则就不会称“陋室”了。但是，毕竟这些人在当时都是高级官员，买房再难，也要比平民百姓容易；住房再差也应比一般民宅“气派”。而他们这些住宅比起白居易《效陶潜体十六首之十五》 诗中所写“北里有寒士，瓮牖绳为枢；出扶桑枝杖，入卧蜗牛庐”就要“豪华”多了。同是诗人的孟郊也当过小官，可他在《秋怀之四》诗中感叹自己住房间“破屋无门扉，一片月落床，四壁风入衣。”应该承认当时唐长安城中居住的差异很大，住宅规模有大小，规格有高低，贫富有差别。当时没有现代的高楼大厦单元房，城市住宅人口密度低。在这个百万人口的都市里，房地产住宅价高和买房难却同现在有相似之处——“居大不易！”
大宋首都开封寸土寸金 高官在二三线城市置业
宋朝文人王禹偁写过一篇《李氏园亭记》，讲到当时首都开封的地价很贵：“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一尺地一寸土，跟金子一个价钱，地价如此之高，房价可想而知。
著名文学家苏轼，其父苏洵被朝廷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也算是个衣食无忧的管二代了，一辈子买了好几套房子，但是没有一套是在首都开封买的。后来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没有新房，苏轼很着急，借了开封一个姓范的朋友的房子，才算把喜事办了。
作为“唐宋八大家”的一员，苏轼的弟弟苏辙参加工作几十年，到七十岁那年才买上房子，而且也不是在首都开封买的——置业在开封南边的一个城市许昌。在买房之前，苏辙写过一首诗，说“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又说“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大意是活了大半生，头发都花白了还没有买上一套房子。
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也是无房族中的一员。欧阳修考中进士，进中央工作，工作了好多年，始终没买上房子。他给朋友写信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意思是在京城工作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混上自己的窝，一直在小胡同里租房住，很惨。
当时首都开封的房价连很多名人都遥不可攀，老百姓的住房就更不用说了。北宋初年有个大学士叫陶毂，他亲眼见过老百姓的住房是多么紧张：“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笼，分寝儿女。”就是说房子太小，就在房子天花板和地板的中间加一层，隔成小复式。卧室太小，放不下床，就把箱子柜子拼起来，让孩子们睡。这种一家三代挤一个小房子的居住生活，跟电视剧《蜗居》里出现的场景差不多。
除了都城，宋朝江浙一带也出现过“房奴”现象，有个叫张仲文的宋朝人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白獭髓》，这本书里描写房奴生活：“妻孥皆衣蔽跣足……夜则赁被而居。”存款和借来的钱都砸到房子上了，只能节衣缩食还债，不但老婆孩子身上没一件好衣服，连被子都是租人家的。可见生活之凄惨。
总之，从古到今，房子一直是关乎社会民生的热点。与古代买房难的那些名人、高官相比，当今动辄几十套豪宅、坐拥千万乃至亿万身家的那些高官与名人已不可同日而语；而历史有着惊人相似的一点是，对于普通的劳苦大众，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依然是他们难以企及的一个梦想。这也使得“民有所居、居者有其屋”成为每个朝代与社会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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