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海珠区新民正街，一方记录“官产清理处”批示的碑石被致力发掘广州人文地理历史的河南地文化学社发现，由此追踪到鹤鸣八巷“民产保证局”证书，将这两个国民党施行“土地财政”的机构以及他们的历史所为放到光天化日之下。当年国民党官僚的“铲地皮”伎俩，说穿了就是用权力“大石砸死蟹”，盘剥业主，对市民的合法私产构成了极大威胁。
广州珠江后航道临江一高地，传说曾有凤凰翔集，被称为“凤凰岗”(今海珠区革新路至江边一带)。此地自古为广州防卫要塞，清代在此筑炮台，设炮架51座，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联军摧毁。光绪十五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向英国订购炼铁设备，计划在凤凰岗兴建铁厂；谁知等到设备抵埠，张之洞调任湖北，将设备运往汉阳安装。
凤凰岗实际是一个山岗连着江边浅滩，受潮水影响，无法用于商住用途。自十三行隆记行张凤华在凤凰岗麓修务本围，筑起江堤拦截水流，使凤凰岗可以进一步开发。民国初年，大批四邑华侨回国定居，他们组成“新民公司”，购买土地，陆续建起新民正街至新民十四街住宅区，安居乐业。
“官产清理”吓死业主
1923年春，大元帅府财政来源极端困难，为解燃眉之急，大元帅府高层采纳幕僚的建议，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叫做“广东全省官产清理处”，对原来属于前清的“官产”以及属于社会团体所有的寺庙等产业，加以没收拍卖。清理处的处长，是台山人梅光培。梅光培早年旅居美国芝加哥，是同盟会芝加哥分会重要人物，为募集革命经费做过不少贡献。
清理处为了提高效率，出台举报有奖的办法。1924年，有一个无赖韦勤贪图奖励，向“官产清理处”捏称新民公司的土地属于“官产”。新民公司负责人谭宣廷是开平人，或许通过四邑同乡关系，向梅光培作了疏通，终于逃过一劫。为避免日后更多麻烦，新民公司在新民正街一座骑楼房子墙脚竖起石碑，将梅光培的批复刻石示众。碑文大意是：本公司开发的各街土地，是合法购买得来。官产清理处已经判为完全民业，举报原案也即注销。
碑文给我们揭示了十分丰富的信息。以前只知道凤凰岗有炮台，并不了解这一带土地原来是“旗地”，即广州八旗的产业。经查阅《驻粤八旗志》《广州满族史》等资料，我们发现，驻扎在凤凰岗炮台的部队，是广州将军属下的八旗水师营。后来水师营调防到其他地方，由绿营(汉人组成的部队)接管，但业权不变。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成立八旗生计处，接收了凤凰岗土地的业权。八旗生计处将土地卖给厚民公司，再转手给新民公司开街建屋。这也是凤凰岗一带“新民”各街地名的由来。
新民公司是幸运的，没有后台的业主就很不幸。官产处为了多敛财，无视民间由来已久的交易习惯，宣称只有清朝的红契(盖有官厅印信的买卖契)才有效，只有白契(没有印信)的很多被没收。官产处吹毛求疵，甚至红契上没有“上盖连地”字样的也要没收。中山七路聚麟里有一百多户房屋，被人举报说是明朝曹驸马公产，被迫要出示500年前的契证，无理之极。后来虽然没有深追，业主们早已饱受虚惊。
据曾在国民政府秘书处工作的邱庆锟回忆，官产处“清理拍卖寺、庙、庵、观及无主土地房屋等，约共得3000余万元，大部分是拨充北伐军费，一部分是留作市政建设之用。”(《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八辑第108页)下文将会谈到的鹤鸣八巷住宅面积101平方米，为当时面积中等的户型，估价为600元。也就是说，单单从拍卖“官产”一项的收入，就可以买5万套新屋。若折算为今天的房价，是个天文数字。
“民产保证”再刮一笔
官产清理搞到整个广州人心惶惶，凡有房屋者终日如坐针毡，不知道哪天就被没收。于是，另一个机构“民产保证局”应运而生。
新会人李纪堂原是香港富商，因多次捐助兴中会而倾家荡产，辛亥革命后曾经担任广东省交通司长等职。有工于心计的人向李纪堂献计，说广州的业主都笼罩在恐慌情绪之中，若成立一个“民产保证局”，凡是交纳保证金的，发给证书，就不用怕被官产清理处征收，这是另一条生财之道。李纪堂把方案呈给市政厅长孙科。孙科见之大喜，立即委任李纪堂为民产保证局局长。当年在民产保证局工作的周瑞颂回忆：
“民产保证是这样的：由业主填具申请书，缴验契据，按契载产价缴纳百分之三的保证金，由局长发给‘民产保证书’收执。一经领有保证，无论官产处或市财局与及其他任何机关，一律无权过问。纵有被人举报官产，业主不必缴验契据，只拿出‘民产保证’来证明就行了。民产保证局目的在于征收保证金，故对于业主缴验契据，一般都非常通融，只将契据摄一照片，附入申请书内，便可通过。契据之内容如何？有无上手红契？民国的？前清的？上手与本身是否衔接？有无‘上盖连地’四字？等问题，在所不问。因此，该局一经开办，业主申请保证，纷至沓来，挤拥不堪，该局竟无法应付。”(《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原文标点如此)
民产保证局向业主征收3%的保证金，以当时全市门牌户数13万号匡算，民产保证金收入可达800万元。后因各种原因，实际解入市政府财政的300多万元。办理不到一年，保证局已经无事可做，到1925年1月宣告结束。
“铲地皮”破坏法制后果严重
官产清理处和民产保证局都是“短命”的机构。若非在新民正街发现官产处碑刻，这两次大规模“铲地皮”的恶行，今天恐怕知者甚少。感谢微博网友@TseChiKwong提供的线索，我们在鹤鸣八巷某私宅门口拍到1924年2月15日签发的《民产保证》证书，为这两个靠“铲地皮”敛财的机构“立此存照”。
1923~1924年间的官产拍卖和民产保证金收入，合计约3300万元；如果加上其他各项税捐，金额更为惊人。广州为支持北伐计划，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如今有些人片面夸大前苏联援助的作用，埋没了广州市民的贡献。据中山大学周兴梁教授估计，前苏联1924~1926给予国民党政权的援助(包括借款)仅600万卢布，折合中国银元为540万。与广州市民的贡献相比，前苏联的援助只能算是锦上添花。
以军需为名大规模侵吞私有财产，侵犯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章第六条“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的权利。国人多以“事急从权”来为破坏法制、制度的行为辩护，不知道俗语有云“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州官既可放火，就无法阻止百姓点灯。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多多；自己破坏自己建立的法制，恐怕是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