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生意不好做。近期，国家审计署发动的一场针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审计风暴中，隐身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背后的信托业也身陷其中。截至二季度末，政信合作业务超过8000亿元，比去年大增6成。在政信信托发展锋芒毕露之下，其风险已然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视。
近期，国家审计署掀起的一场针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审计风暴，将隐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背后的政信信托牵出水面。
而来自信托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政信合作业务余额8041.88亿元，较去年年底增长60.34%，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其他领域。这一数据更是将政信合作信托的迅猛发展态势直观地展现出来。
“枪打出头鸟。”在政信信托发展锋芒毕露之下，其风险已然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视。据记者调查，上海银监局近日再度对辖内信托公司的政信合作项目进行了风险提示。
这一切似乎预示着，在这场审查与监管风暴中，政信信托很难独善其身。而此次风暴，显然较去年年底四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463号文”)，牵涉面要大得多。
“如果不出台具体的管理措施，仅是审查债务数额，没有实际意义。”一位不愿具名的信托公司高管在接受中国房地产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地方政府平台的发债条件太宽松了，可以说没有任何限制。而约束地方平台融资过快增长的关键就是，从发债条件上进行限制”。
“中国地方政府破产是不可能的。下半年政信类信托的发展规模仍将增长。”这是接受中国房地产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信托业人士给出的一致预判。
多方利益群体的合谋
政信合作信托产品的快速发展始自2012年，在“稳增长”等政策背景下，基础建设项目纷纷上马，带来了巨大的融资需求。由于信托公司的优势在于期限灵活，资金匹配度更好，监管审批时限也更为迅速，不少基建项目选择通过信托渠道进行融资。
进入2013年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融资需求依然强烈。而在2013年年初，银监会明确要求各大银行不得新增平台贷，于是信托转而成为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而政信合作信托一般的投资领域就是基础产业。由此，政信合作信托产品的飞速发展也就相继产生。
“政信合作信托的迅猛发展其实是地方政府、信托公司、银行合谋的结果。”信托业资深人士邓举功在接受中国房地产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地方融资平台来讲，他们更愿意到银行间市场去发债，因为融资成本低，而发信托产品的成本则较高，所以地方融资平台其实是不愿向信托公司借钱的。但问题是，目前整个环境下地方融资平台发债太宽松，同时通货膨胀较为严重。“信托公司向地方融资平台借钱利率，一般是6%～8%，而通货膨胀率，目前大家普遍感受在10%。所以地方融资平台借钱其实是在赚，而不是亏。土地在不断升值，而货币在不断贬值，这样一种情况其实是在解决地方债务问题。”
邓举功进一步表示，从信托公司角度而言，也在助长地方融资平台的举债。“因为老百姓抵抗通胀的理财意识很强，一般利率低于6%的理财产品，根本没人买，而能发行高利率产品的领域就只有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了。”
“从银行的角度来讲，虽然很多银行直接发放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并不多，但是，通过走信托、基金公司子公司、券商、资管公司等渠道的表外资金还是流出了很多。”邓举功对记者分析道，“现在很多地方平台的融资其实就是银行主导的。”
在发行政信信托产品较多的信托公司中，值得一提的是方正东亚信托。用益信托工作室数据显示，2013年二季度，在基础产业信托产品(主要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地方城投公司两大类)发行规模排行榜中，方正东亚信托排在第二位，共计58.5亿元，仅较榜首中信信托少5亿元。在方正东亚发行的基础产业信托产品中，地方城投公司发行26.5亿元，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发行22亿元。
同时资料显示，2012年方正东亚信托以净利润353.61%的增速，位列所有信托公司第三位，2013年上半年，则继续保持了这种高速增长。而这种高速增长依靠的仍然是政信项目。今年在方正东亚新成立的46只信托中，属于政信的“方兴”系列达到31只，占67%。
对此，方正东亚信托一位高层人士在接受中国房地产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很多信托公司都很热衷于政信信托产品，因为业内对于平台业务的信托产品认定其风险是微风险。虽然政信类产品从地方平台的资产负债、流动性来看确实有一定风险，但中国有中国国情，中国地方政府破产是不可能的”。
风险与监管难挡诱惑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信托业内人士均表示，尽管政信信托产品，在有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背景下，风险点相对于其他领域确实是比较低的。但是，并不能代表没有风险，尤其是对于信托公司而言，政府破产法是不可能出台的，此类产品的风险都是由信托公司自担。
“如果信托公司的交易对手是三四线城市、县级城市就会比较危险。因为这些地方政府的财力不够雄厚、不讲信用的程度比较严重。”邓举功进一步分析称。
尤其是在463号文颁布之后，明令要求政信合作项目禁止政府违规担保、规范通过BT方式为法律和国务院允许之外的政府项目融资等。信托公司在发行政信类产品时，更是少了一层保护膜。为增信，在大部分政信类产品中，均加入了土地抵押的条款。
在土地不断增值的背景下，以土地进行抵押，貌似政信类产品真的有了保证，然而，前述不愿具名的某信托公司高管则告诉本报记者，“很多用于抵押的土地其实是储备用地，而不是能够完成招拍挂手续的用地。现在银监会一再重申，储备用地是不用再抵押的，卡得比较紧了。所以，有的地方政府就会和土地交易中心合谋，将一些已经拿到的地进行多次抵押。合规的程序应该是政府先拿出钱来通过融资平台拍下这块地，再拿地进行抵押融资，但政府本来就是缺钱的，怎么可能拿出钱来将拍到的土地再用来抵押呢？”
对于记者提出的以土地进行抵押的政信类信托产品，如果届时真的出现兑付风险，是否可以将抵押土地拍卖，前述方正东亚信托人士这样答复本报记者：“只能说是从法律上来说可以。”
尽管如此，似乎这些并不妨碍信托公司对发行政信类产品的热情，而地方融资平台在巨额的融资冲动下，也不可能放弃这样一种更为便捷的举债方式。
“虽然一面是审计署审计，一面是银监会风险提示，但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是分权的，中央和地方要让利；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地方平台融资发债不受限制。”前述不愿具名的某信托公司高管向记者透露，“一块地从收储到招拍挂，最后到卖给开发商，这其中60%的钱都会被政府拿走，这么高的利润，地方政府自然会乐此不疲地进行融资。”
累及地方债务安全
业内人士分析，近年来区县级政府信托融资依赖性不断增加，自身资源调度及财政实力薄弱、地方融资平台隐形债务问题凸显，可能将引发流动性风险在小区域内集中爆发，进而波及地方融资平台整体资金链条，对整体宏观经济运行十分不利。这也是全面审计政府性债务问题的重要原因。
“政信信托确实给地方债务造成了一定压力，因为有些项目会有地方政府的担保。”用益信托分析师帅国让在接受中国房地产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过，邓举功则认为，无须过度放大政信信托产品对地方债务安全性的影响，因为在整个地方债务份额中，政信合作信托所占的比重其实是很小的。“在地方平台债务当中，有银行贷款、银行理财金、城投债，这些占据的份额才是大头。其中，地方平台发债的额度要远远高于政信信托产品的规模。”
尽管如此，随着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重新被市场关注，信托作为主角之一，还是被卷入漩涡当中。这从近期监管层对部分信托公司的风险提示和窗口指导即可看出。
“这说明，中央政府在有意放缓政信合作信托的发展速度。”帅国让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监管部门对信托公司的监管主要是报备制，但有些时候，会对某类产品或某些信托公司进行特别的监管，包括报批、调查等。”
所以，“监管尺度是可以有松有紧的。如果提示风险效果不佳，不排除下一步会出台更为严厉的手段。”前述不愿具名的信托公司高管表示。
而为了防范平台公司的债务风险，不少信托公司在挑选交易对手、地域、产品设计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比如方正东亚信托，其在2013年以来所发行的政信类信托产品中，大部分均为苏北地区地方财政薄弱、频繁通过信托融资的地区，如盐城、镇江、徐州、连云港等。对此，前述方正东亚信托高层人士对记者表示：“我们很重视监管部门对我们的风险提示。我们公司会提高对政府政信审查标准，会更倾向于与更大的地方平台去合作，而且要有匹配的现金还款来源或者抵押很充足才会考虑。即使做县一级的项目，也会围绕百强县来做，这样风险还是可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