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陈同滨北大讲座回应兴教寺事件。真可谓不应不知道，一应吓一跳——这位商人背景的申遗专家，专业夺寺手段实乃大众闻所未闻，堪称旷世奇葩。站在北大的三尺讲台，面对千古智者玄奘大师，台下看客只想大喝一句：智商呢?!节操呢?!
丝绸之路“南拐杜曲”，灵塔“见证丝路西行”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一条陆上通道，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 张骞通西域后，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其中以丝绸制品影响最大，故得此名。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张骞开辟的这条东西大道誉为“丝绸之路”;德国人胡特森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成专著《丝路》。从此，“丝绸之路”这一称谓享誉世界。
下图是谭其骧老先生(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唐代长安附近的地理环境。从地图中我们清晰地看到长安、杜曲两地的相对位置(今天的长安故城和杜曲位置与唐代相比并未改变)。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唐代·长安附近
5月31日，陈同滨在北大讲座回应兴教寺申遗问题时，明确说“未央宫是整个(丝路)遗址的起点”。
《辞海》第六版(2009年版、最新版)“未央宫遗址”条：“位于陕西西安西北郊汉长安故城内西南隅。”
丝绸之路由长安城内的未央宫始向西而去，而兴教寺却在长安城外东南、相反方向十公里以外之杜曲，缘何成了申遗目标?这令大众费解无比。
西安市文物局网站上挂着的一份《兴教寺申遗相关情况说明》似乎给了答案：
2012年7月，兴教寺作为佛教传播史上著名人物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的舍利墓塔，因见证了玄奘法师经丝绸之路西行取经的历史事件，反映了唯识宗对东亚佛教发展的影响，同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小雁塔等五处遗产点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丝绸之路中国段首批申遗名单”。
我们注意到，此说明刊登的时间是“2013年4月11日”，正是“兴教寺事件”爆发后。
这次不是陈教授“苦恼、困惑”，大众都“苦恼、困惑”了!
1、缘何在2012年就定下来将兴教寺囊入申遗的规划，到这个特殊的当口才“说明”?
西安市文物局及相关申遗团队，原本是直接无视大众智慧的，原本是断定没有人知道“丝路”是怎么回事的。他们想：我就是DIY造一条“丝路”，把杜曲拐进去，把兴教寺塞进申遗便车，你们这些贱民也浑然不知。于是，千年丝路悄悄地拐弯了，一场人不知鬼不觉的地理大革新降临了。然而，终因玄奘大师的巨大影响力，一场“保卫兴教寺”的草根运动斩断了当地部门的美梦。兴教寺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焦点、国际聚光处，这下篓子捅大了，马脚得收敛一点，发个说明，拿出个堂而皇之的大帽子吧!——
“见证了玄奘法师经丝绸之路西行取经的历史事件”的诡异说法出现了。
2、兴教寺建于唐总章二年(669)，因高宗思慕已逝的玄奘大师，日夜望白鹿原，故将玄奘灵骨移葬于少陵原畔，建灵塔名“大遍觉”，又建寺名“兴教”。一座建立于大师圆寂后的寺院，是如何“见证”大师生前西行取经的历史事件的?这等匪夷所思的理由，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3、当地部门煞费苦心地凑了一条生硬短语：“玄奘法师经丝绸之路西行取经的历史事件”。请问：玄奘大师取经的“西行路”与商贾往来的“丝绸之路”是一回事吗?事实上，西行取经路与丝绸之路并不完全重合，如此混淆不清的混搭概念，生拉硬拽把两个历史事件、两条路线混为一谈，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欲盖弥彰。
此前，大众还在纠结兴教寺琉璃瓦换灰瓦的“原状申遗”，面对“丝绸之路南拐杜曲，灵塔见证大师西行”的大手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改变地理环境、时光倒流——我们惊讶于专家的大刀阔斧，混淆不清、生硬混搭遗址概念——我们反胃于专家的专业素质。在这场从头到尾的申遗骗局中，网友的一句话让人回味无穷：演技烂瞎眼，节操碎一地!
弄虚作假，早有前科
事实上，遗址的“虚假真实性”已不是第一次出现，5月31日陈同滨北大讲座中说：
“(高句丽项目)当时我们接这个活，规划只用了一个月，没有图，就在现场，一条路通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测绘已经来不及了。整个项目是规划编了一个月，评审了一个月，最后政府经费划了四个月，最后等到三四月份开始实施到六月份结束，三个月工程，所有事全部做完。”
“一条路通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测绘已经来不及了”，言外之意，遗址的真实性、完整性没有标准，全在陈等一句话。
测绘来不及，就画个圈圈吧!兴教寺要申遗，就把丝路拐个弯吧!再多几座兴教寺，大众就能看见西安有截九曲十八弯的“丝绸之路”。
“砖家”法力无边!
兴教寺“申遗业务”，“商人专家”推手戏
陈同滨供职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乍看是一个国家级研究机构，事实上是一家中央企业，陈主管的“建筑历史研究所”是企业属下的科研部门。
一家盈利性公司，甩掉了“公司”而直接挂“中国”牌子，导致媒体和其它部门对陈同滨其人其单位误读，而当事者却当仁不让地做起了国家代言人，大揽“申遗业务”，媚俗迎合早已不被西方人买账的“国际砖家”口味，批量绞杀着祖国的文化遗址。
于北大被问及兴教寺申遗策划改变了寺院的宗教属性，属于违法行为时，陈同滨义正言辞地说：“我们只是一个技术服务部门，剩下的一些操作环节和其他方面的事我既不太了解情况，我也不能去代言。”此逻辑让人跌破眼镜：有一类人叫“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技术服务部门”，他们因为拿人钱财替人办事，所以有特权，无法违法。——杀人越货者因为收钱了，所以不违法，不用偿命!
这位商人专家，一如长安区宗教(文物)局的手段演着“推手戏”：当“丝绸之路南拐杜曲，灵塔见证大师西行”的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申遗计划需要时，陈同滨是“第一介入人”，一手打造地理大革新和时光倒流;当兴教寺“被申遗”违宪，质问其责任时，陈同滨自降格调为商人，退缩到“技术服务部门”的壳子里去。
丝路南拐圈进兴教寺，拆僧寮以赶走僧人，琉璃瓦换灰瓦的“原状申遗”——一切夺寺方案都出自这位“第一介入人”之手。缺乏基本的宗教常识和尊重，以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保护”千年古寺，商人专家专业夺寺的手段让大众目瞪口呆，兴教寺只有无助的悲哀。
然而更可悲的是，申遗虽早已被西方冷却唾弃，但被拐进申遗便车而将商业化变质的兴教寺，却因着玄奘大师传达的民族精神，依然要行使代表国家形象的职能。从建国初期的“宗教外交”，到今日及未来全世界举目共瞻中华文明，历史赋予兴教寺的重量无法减轻。
末了，一个空壳兴教寺该如何承担这份重量?踩着北大的三尺讲台，面对台下的莘莘学子：陈教授，请您给一个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