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癌症患者表示，自从加入癌症患者交流群众，对癌症靶向药的讨论从未间断过，靶向药几乎是癌症晚期患者唯一的希望。由于，国内的靶向药种类较少，当患者产生耐药性时几乎可是说是到了绝路。此外盛诺一家表示，很多国内患者能够得到新的治疗方案受益于国外的精准医疗。
诺贝尔奖获得者，神经生物学家Thomas C. Südhof在会上发表关于精准医疗未来方向的讲话。
“精准医疗并不是未来”， Südhof教授说到：“事实上，以基因检测和基因研究为基础的医学已经发展起来了，并且行之有效：靶向药在癌症领域的应用就是实例。”
Südhof教授的观点显然是事实：分子靶向药事实上就是一种特异化非常高的个体化治疗手段，面对癌症这样的基因疾病，靶向药能够符合服药条件的病人，起到极其有效的治疗作用。
欧美等海外国家在癌症领域的靶向药应用上，早已表现出了极其积极的态度：早在1992年，史上首个癌症靶向药Rituximab(利妥昔单抗)就获FDA批准上市，用于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而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新临床数据更是已经将靶向药提升到了欧美临床一线治疗的地位。
然而在靶向药的运用上，中国事实上却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据盛诺一家介绍，目前世界71%的癌症靶向药物在中国没有上市，以肺癌的药物为例，美国上市的有11种，而中国只有4种。
美国《临床肿瘤杂志》(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 CA Cancer J Clin)日前刚刚发布2015中国癌症报告(Cancer Statistics in China, 2015)，报告指出，癌症正在成为中国首要的死亡原因和极其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在中国，2015年因癌症去世的病人将近300万。
截止目前，肿瘤作为疾病，在媒体上的曝光绝不算少，大众对癌症也可能超出了对一般疾病的了解。但是癌症病人所面临的治疗困境，事实上是很少被群体外的人感知到的。
二：自救大环境既然在可及未来无法变化，癌症患者们便开始了自救。
——直接到海外就诊就是一个选择。例如一些黑色素瘤患者，这种特定癌症因为在美国本土高发，医疗经验丰富，加上多选择范围的靶向药，很多患者会直接离开国内医疗体系，来到美国就诊。
这个选择显然会涉及一些可观因素：费用将首当其冲。
一家专门从事海外医疗中介业务的负责人曾对记者表示，他们的客户群“是倾向于高收入社会阶层的。”
“平均来讲，去美国进行治疗的总体花费是会在人民币六十万上下的”，负责人坦言：“每个环节都还会有一些因个人因素而无法预估的费用。这个负担的确可能是很多家庭承受不了的。这也是我们一开始选择定在这个受众群体的原因。”
海外医疗中介的公信力则是另一个问题。自从海外医疗逐渐进入人们视野，一些零散的线下中介便纷纷出现。
但是对于患者而言，选择这些中介有着相当的风险。一个标准的美国转诊程序的开始，是翻译病人的病历单，并转诊进相关专科最强势的美国医院。缺乏学科和专业背景的一些中介是否能胜任如此专业化的工作？这其中显然是存疑的。
尽管仍存在问题，但这些拥有了是否去海外就诊选择权的癌症患者显然已经能归类到幸运的一群了：事实上，国内更多的患者局限于经济，只能冒险在网络寻找靶向药仿制药服用。
印度的靶向仿制药通常会是他们的选择，因为其质量优良，价格适中。以易瑞沙为例，印产仿制药能够比国内便宜最高到80%——这个巨大的差价让这些患者铤而走险，通过网络联络药品代购，获得药品服用。
抛开其中的法律风险，患者们事实上是无从分辨网络购得药品的真假的，而一旦买到假药，对于本已虚弱的癌症患者来说，是否将带来沉重打击？
三：海外医疗互联网改造互联网平台的出现，则给挣扎中的癌症患者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这事实上是符合互联网的内在逻辑的：即，将分散个体有序链接在一起。从癌症病人自主在网络寻求治疗或靶向药物开始，互联网已经起到了链接C端与C段的作用;而从2015年起，海外医疗领域的专业平台也开始出现在领域内，旨在作为B段为患者对接到海外医疗服务提供商。
目前来看，进入领域的平台可以分为两类：首先是移动医疗背景平台，对于他们而言，海外业务可以被归做自然延伸。
虽然现在，海外医疗信息铺天盖地并且其中很多真假难辨。但是，盛诺一家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服务态度，也积极地拓展国内出国看病的新途径。例如，组建的国际患者诊断中心，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新的突破，把专业、尖端的海外医疗资源与国内患者实现新的连线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