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日前落幕，2014年的重要任务是平衡中长期改革与短期增长之间的关系，平衡结构调整与防控风险之间的关系，如何选准突破口，以保障和推动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悄然进入新的“拐点阶段”，进入了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这使得我们面临的经济形势更趋复杂，挑战来自于“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等多个方面，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不平衡性和脆弱性凸显。
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元年，但也必定是改革与风险相互交织新阶段的开始，因为改革之路绝非一帆风顺。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未必直接惠及短期增长，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经历转型的阵痛期，这使得在2014年宏观政策目标的平衡中，“控风险”的重要性增加。
中长期看，随着改革政策的逐步落地，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将会逐步提高。然而，短期看，一些领域的改革反而会对短期经济增长和价格带来冲击。以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为例，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不过，在资源品价格长期被低估的背景下，资源价格改革的直接结果很可能表现为“涨价”，推动企业要素成本进一步上涨，加剧实体经济的困境。
此外，真正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意味着政府必须放开对资源要素的过度垄断，政府主导投资驱动模式将有所弱化，如果在一段时期内内生增长的接力棒不能有序衔接，那么就很可能出现经济增长动力的“空档期”。
因此，2014年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平衡中长期改革与短期增长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结构调整与防控风险之间的关系。这是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新的重大挑战。
在宏观经济目标上，2014年中央工作经济会议并未提及。不过，从“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抓住机遇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理增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的表态来看，似乎释放了一定信号。尽管新一届政府对经济增长减速的容忍度提高使得中国经济增速的边界下移，但要保证实现2020年GD P翻一番的目标，增长底线在6.8%左右，7%很可能被确定为2014年宏观经济的增长目标，而这也是中国未来五年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均衡水平。经济增速下一个台阶，关键是要质量上一个台阶，这需要寻找增长动力转换的“平衡艺术”，推动“体制改革-结构调整-稳定增长”进入良性循环。
在防范债务金融风险上，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尽管我国总杠杆率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仍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水平，尚处在温和、可控的阶段。不过鉴于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债务水平上升速度较快，债务增长空间逐步减少，债务风险不能忽视。据统计，2013年全国地方债务到期还款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约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50%。随着平台融资集中到期，未来两年到期债务规模增长更快，而财政收入增幅则难以大幅提升，届时地方政府以及融资平台将面临更大还本付息的压力。此外，根据测算，2014年将有约2.9万亿信托面临滚动到期的压力，资金链面临“大考”，应把风控放在首位，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债务风险的底线。
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释放出新的信号：一方面要控制地方政府融资需求和整体资产负债规模，降低政府融资对社会融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为了摆脱土地收入最大化倾向，建立地方投融资长效机制，政府预算改革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将有更大突破。
在宏观政策选择上，是在“宏观政策取向不变”的前提下，但很可能将尽量少用总量性政策，而更多运用结构性和功能性政策。因为结构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比如灵活使用再贴现、再贷款、常备借贷便利(SLF)、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适度；以减轻宏观税负、激发企业活力为目标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等等。
在选择改革突破口上，兼顾短期增长与中长期结构调整，供给端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改革也许更受重视。近两年，中国经济金融呈现“一头冷一头热”分化格局。特别是2013年以来，不断攀升的社会融资总量以及表外融资、债券融资的大幅增长，与持续下行的经济增速和宏观经济产出形成了极大反差，表现出明显的“避实就虚”倾向。因此，在做好短期与长期衔接上，进一步落实三中全会改革，必须选好改革的突破口，无疑，金融、产业、对外开放领域成为“三位一体”的改革，这充分体现了“做强实体经济，做实虚拟经济”的发展思路。产能过剩、金融空转、产业资本回报率下降都与国家实体竞争力低下、改革滞后密切相关。
因此，中央在这几个方面重点发力，围绕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展开，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创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模式，促进产融结合，提高资金使用和资本配置效率将是破解深层次矛盾和经济两难的关键。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