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5月以来一线城市土地市场“盛宴不断”，上海新诞生地王更是上演了“蛇吞象”一幕。近日，注册资本仅1000万元的北京福润天成公司豪掷46亿高调拍得上海长宁新华路街道71街坊地块，其背后的神秘力量引发众多猜测。
毋庸置疑，摘下地王桂冠者须有足够雄厚的资金实力击败竞争对手、并支撑未来项目开发。自有资金单薄的北京富润天成公司显然只是一副“马甲”而已，虽然真正出资方的庐山真面目尚未能掀开，但它必然是融资能力强、现金流充沛的“实力派”，只是因某种难言之隐不愿走向前台而已。
其实，土地拍卖作为一种市场化行为，参与主体本没有遮掩身份的必要，从营销角度讲甚至还可以借此宣传公司实力、积累人脉口碑。此前虽也有小规模企业涉足土地拍卖活动，但其实际控制人追溯路径往往都较为明晰，对投资方三缄其口者着实少见。北京富润究竟是何方神圣的“壳公司”？业界难免将目光聚焦于央企等大型国有企业身上。经历过三年前“退房令”规制后，央企身份在房地产业显得颇为敏感，其隐身于后的可能性也最大。近年来，众央企因拿地热情高涨而广遭诟病，为了救赎其公众形象、平复众议，国资委于2010年3月发文要求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退出该领域，只保留16家央企从事房地产业。遗憾的是，这一指令既没有设定明确的时间表，也没有严格的惩戒举措，在引发了一阵舆论波澜之后便渐次风平浪静。一年之后，获批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央企又增加了5家，而未被公开认可的央企则在“文化产业”名义下继续深耕楼市，众央企在房地产业的巨头地位从未因“退房令”而受到实质性动摇，只是在行事上表现愈加低调而已。
央企大规模进军房地产业的选择从未止步，除了相关指令约束弱化外，楼市巨额造富能力才是根本原因所在。由于历史遗留原因，许多央企手中握有一些土地资源，且随着城市扩容这些地块大都被纳入城市核心区域之内。由于作为自用土地需要每年摊销土地使用权、进而抵扣账面利润，许多央企将其用途变更为商业开发用地，并凭借当初低廉的土地成本斩获高额厚利。更为关键的是，在以高杠杆为惯例的房地产业中，获得国有商业银行鼎力支持的央企拥有得天独厚的融资优势，足以越俎代庖成为房地产业“新贵”，将更多优质地块纳入麾下、伺机而动。不可否认，这些逐利行为给央企报表涂上了亮丽的色彩，帮助其轻松完成主管部门下达的业务考核指标。但应当指出的是，央企绝非普通的经济实体，作为全民所有的企业，其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更应以全体国民的福祉为上，流连忘返于楼市揽金只会与这一宗旨背道而驰。
事实表明，央企频频涉足楼市的结果不仅推高了地价房价，而且进一步恶化了经济结果失衡的矛盾。前期许多开发商通过“以价换量”策略回笼了大笔资金，市场拿地热情升温，而非房央企子公司现身抢地更是加剧了业内竞争压力。近日，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地块拍卖刷新了地王纪录，其间大唐集团全资子公司、实力房企重庆渝能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就曾参与激烈角逐，最终虽未能如愿拿地，但却公开表达了继续拿地扩张，增加土地储备的愿望。楼市“面粉”贵了，周边房价的预期标杆必然会上移，新楼王诞生的直接结果就是区域内二手房价直接跳涨。在楼市调控高压背景下，这一现象是决策部门与普通百姓所不愿看到的。另一方面，央企资金大规模沉淀于房地产业，会对制造业等其他实体行业形成强大的挤出效应，导致产业空心化现象日趋严峻，民众资产固化于商品房中、消费乏力。显然，非房央企盘踞楼市虽能实现对国民财富的保值增值任务，但却忽视了其所背负的社会责任，无法真正让民众从中获益。
值得一提的是，国资委从2010年开始在央企考核中对非经常性收益进行减半计算，然而央企投资楼市的冲动却并未因此受到抑制。就此而言，除非在非房央企业绩考核中完全排除来自于房地产业务的收入，否则“退房令”将难以根本奏效。需要指出的是，非房央企也可以与楼市产生“交集”，但应被限定在公共租赁房等保障性住房范围之内，是为其实现社会反哺功能的有效途径。
“地王”光环让北京福润天成公司一鸣惊人，也让其实际投资人身份成谜。其隐身原因是否为规避“与民争利”的舆论压力而来，我们期待着谜底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