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空心化
在一些温州当地观察人士看来，温州实业环境的恶化，是2008年以后。表面看，当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从企业反馈来看，汇率与税负的变化，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做实业的企业盈利日益困难。
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高歌猛进，房价加速上涨，投资炒房的人盈利更加可观，比那些埋头做实业的人可能赚得还要多。一边是经营环境恶劣，一边是轻松挣大钱，温州商人心理的天平倾斜了，资本的砝码也随之失衡。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银行贷款非常宽松，温州民企多元化投资加速，在贷款“监管缺位”下，这些资金纷纷进入土地市场、房地产开发等领域。2010年前后，温州市区县屡创“地王”，投资方多为制造、贸易等实体企业的“资金联合体”。
在周德文的观察中，从2009年开始，温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产业空心化迹象，大量资本从实业抽离，大量企业外流外迁。此外，还有一些企业，以实业做幌子，把银行贷款转入房地产、股市或高利贷等领域。这就造成了温州实业发展的基础被削弱，后劲越来越不足。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自发先行者，以加工制造业起家的温州，在最近几年迅速地走上一条去实业化的泡沫经济之路。泡沫在2011年终于爆发，国内宏观调控的持续收紧，使民间金融环境出现逆转，大量企业资金链断裂，潜在矛盾集中爆发。如今，温州新房价格比最高位时下降了30%-40%。
这期间伴随的一个局面是：大企业跑路、中型企业外迁、小微企业因为拆违纷纷倒闭，由于小微企业的倒闭导致大中型企业成本剧增，进一步挤压了大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实体经济恶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来温州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开始外流。
此外，产业空心化也动摇了民间金融业赖以发展的基础，以民间借贷危机为代表的事件标志着，温州民间金融运作的模式已经开始失灵。2011年至今的民间借贷危机几乎影响了整个温州。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温州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
今年7月，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到温州调研时即指出，新形势下温州发展遇到的主要困难和问题之一，是经济结构不合理，30多年来一直没有摆脱“低小散”的产业结构和县域经济的路径依赖，而且产业“空心化”严重阻碍了温州发展。
金改踯躅不前
“温州金融改革一年多了，但还没有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周德文说，言语间难掩失望之情。
某种程度而言，正是2011年下半年温州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直接促成了国家层面的金融改革试验区在2012年3月28日落地温州。
“我对金改的实施方案有一些不同看法。”8月19日，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对金改的现状“比较失望”。
2011年4月，由史晋川带领的浙江大学课题组，为温州地方政府起草了四份研究报告，提交给温州市委、市政府。这组报告成为日后温州上报国务院“综改方案”的蓝本。
然而，被外界期待甚高的金改试点，当温州经济在下行周期中回稳重起的速度与社会期望值出现差异之后，舆论开始慢慢转而质疑改革的作用和有效性。
一位不愿具名的温州外贸企业老总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所在的企业主圈子，感觉温州金改对中小企业融资难还没有实质改善。
“坦率讲，如果温州实体经济没有好转，金改不可能取得很大的成绩。”史晋川说。他比喻说，金融系统就像自来水的网管系统，网管系统修好了，自来水就流畅了，“但如果接水的锅碗瓢盆都是漏的，管线改造得再好，也是没有用的。”
在周德文看来，目前温州金改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的原因之一，未能突破现有的法律政策条框。
“金改在民间资本直接参与银行业竞争、利率市场化及个人资本海外直投这些核心问题上至今没有实质性突破，对提振当地实体经济作用不大。与金改前相比，本该由民间资本进行筹建的所有中小银行，特别是为小微企业服务的小型金融机构仍然严重缺失。”周德文说。
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2月21日，来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登记的民间资金为14亿元，其中顺利成交1100多单，累计金额4.23亿元。
另一个可以比较的数据是：温州目前有6000亿元民间资本，持观望态度的相对较多。
再问“温州模式”
过去深受美誉的“温州模式”可以归纳为两个特点：一是极有生命力的草根制造业，二是兴旺的民间金融业。
早在2004年，史晋川就断言“温州模式”将在25—30年后消失。其理由是：温州模式的最大问题是，基于地缘、血缘、亲缘的人格化交易方式导致温州商圈比较封闭，温州的公共权力和私营经济之间可能已经织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阻碍着投资者的进入。史的观点当时曾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
“传统的"温州模式"已经变成现实的包袱，这十年来，温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没有很好地从初级市场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史晋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