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2日上午，由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的“建设法治社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讨会在北大博雅酒店隆重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及律师就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人权保障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会上，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特邀教授、已是88岁高龄的著名法学家郭道晖针对议题做了简明扼要的发言。郭道晖教授指出，建设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一体化还是二元化？这个问题，他个人倾向于二元化的构建。简言之，法治社会是法治国家的基础，法治社会监督法治国家。
笔者认为，郭教授的上述理论论述，在征地拆迁领域的实践中是可以得到充分证明的。
其一，是社会的国家，而不是国家的社会。国家和社会，哪个“大”？结论是清楚的，社会大。国家的名称会应战争、革命、自然灾害等事件而发生变化，例如南斯拉夫、苏联等国家，便已然不复存在。而只要人类不灭绝，社会便会始终存在和发展下去。
社会，是一个一个的个体的集合。因此，当前征地拆迁领域的众多被征收人，也是这些个体当中的一份子。一旦他们的合法权益受损，尊严遭到践踏，那么社会的动荡不安便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苛求老百姓都是“顺民”而让国家“容易统治”，这是封建帝王的思想，在今天已然不可能。今日老百姓的法律名称，叫做“公民”。而公民这一概念本身，就与其依照宪法所享有的若干基本权利密不可分。一旦征地拆迁动了他们的房子，害了他们的权利，那么政府便可能被他们唾弃，国家也可能会因此而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其二，法治社会的建立是法治国家的基础。具体到征地拆迁领域，究竟是“通过协商、沟通达成征收补偿协议，最终实现和谐搬迁”，还是“通过种种暴力逼迁手段迫使被征收人妥协，甚至不惜爆发严重的暴力冲突、刑事案件”，两条路，两种选择，决定了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是否能成为现实。很难想象，在征地拆迁领域依旧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今天，法治真正已经落到实处了。实际情况就是，我们的法治，尚处于建设之中，法治国家、法治社会，都依然在路上。
其三，法治社会监督法治国家，制衡公权力的滥用。诚如郭道晖教授所言，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之间是一种互动、互控的模式，不仅是国家治理社会，社会还要反过来监督、制衡国家。社会组织的应运而生，使得原本分散的个体因某种共同的利益诉求而联结在一起，社会组织本身也就成为了监督国家、制衡公权力的重要力量。然而实践中，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是十分困难的。想在民政部门合法登记设立便已属不易，想再此基础上开展各种活动则更是难上加难。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惧怕社会组织，担心社会组织发展起来要颠覆政府。这就要客观的分析社会组织——有良性的，有劣性的，还有恶性的组织。我们要依靠、发展、壮大的是良性的社会组织。把良性的社会组织发展起来的话，对恶性的社会组织，对公权力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约束作用。
笔者就此想到，具体到征地拆迁领域，被征收人是否可以自发的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相对松散但又客观存在的“被征收人社团”来共同向政府主张自己的合法补偿权益呢？组织起来的被征收人无疑会更加有知识、有力量，至少比传统意义上的单打独斗、各自为战要好很多。实践中，维权律师在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一户的问题不好解决，一百户的问题呢？对此，政府总是习惯于各个击破、分化瓦解，而从来没有考虑到这类维权“组织”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公平、合理的补偿及时落实，莫说一百户，一千户也不会是问题；补偿不公平、不合理，而是一味往下压，践行“少花钱多办事”的错误逻辑，那么今天的一户必然会发展成明天的一百户，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致，与律师的介入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律师一旦介入，就不仅仅是在个案中帮助某位当事人，而是客观上在法律框架内帮助了整个被征收人群体。其最终效果，将是利国利民，更利于政府治理社会的！
总之，律师，必将成为为法治社会加分、助力的重要力量，而这，正是构建法治国家所必不可少的。律师，从来也不曾站在政府、国家的对立面上，这一点，一定要明晰！征地拆迁领域的复杂局面，折射出的正是政府对于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等建设目标欠缺必要思考与信仰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