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沥滘村近900年历史的古祠堂只有5座留下了，其他的怎么办？
●异地重建是保护文物还是毁掉文物？
专家意见
异地重建很难成功“除了样子不变外，其他都变了”
从广州第一座城中村改造开始，文物专家一直在“奔跑”。对文物保护派而言，这次沥滘的改造他们不得不再次面对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不觉得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之间有矛盾吗？”
是否一味地要求原地保留，不拆不建就能达到目的呢？
在持久的文物保护攻防战中，一位专家说，“建设是发展，保护也是发展，而且是更长久的发展。怎么样让大家认同这个观点，这就需要我们花点心思，一个双赢的方案是关键。”
古建筑专家汤国华
拆除搬迁，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汤国华认为，当务之急是文物考察团队能尽快进村子里，进行“地毯式”考察。
他认为，对于尚未判定为“文物”的民居，可以判定为历史建筑，不仅是建筑级别的判定，连搬迁的方式具体是整体搬迁还是拆除搬迁也需要做了调查之后再决定。“国内外拆除搬迁的成功案例非常少，在拆除的过程中，木头、绳口因为年代久远，容易断裂、损坏，原始构件少了，还怎么尽可能复原？而整体搬迁的过程中，房子又容易开裂，费用也比较高，所以即使是判定为‘历史建筑’，国家也主张原地保留。”
广州博物馆文物专家崔志民
城中村改造考验设计者水平
崔志民说，他从来不反对城市改造，但好的东西不需要改造。他说自己去过沥滘村无数次，认同现在的沥滘村没有整条保留的必要，但是，规划应该因地制宜，这就需要考验设计者的水平了。
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杨宏烈
人文遗产很多村子都难找
杨宏烈提出了一个观点，文物遗产有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沥滘村中非物质性的文物遗产一样值得关注。
沥滘村现在很多民居，表面看没有什么特别，但里面的内容却十分精彩。清代的杉木高背椅，广彩广绣，旧时的全套农具，经商的契约，祖先曾在虎门海关任职的记录，甚至当时曾经向社会捐赠数百两白银的票据等，都充分反映了农耕文明的细胞，是广州从农耕文化走向商品经济的重要见证。
另外，在番禺县志中可查到，几乎每一页都有姓卫的番禺名人，可见这条村子的重要性。这些都应该放在一个民居里，然后做一个私人博物馆，全套展示。
面对开发商的推土机，我们必须要有“抢救机”。其实，每个社区楼盘都需要配3%的园林绿化面积，能否把这个面积拿出来，揭盖还涌，河涌本身就是绿化带。河涌还可以跟海珠湖连通，形成旅游景点，如果这样改造好了，将起到样板作用。
猎德的改造没有起到样板作用，它其实是将居民从平房硬生生地搬到了高楼，或者说是把原来平铺的猎德村给拉空了，城市化不应该“人为化”，应该循序渐进，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把乡巴佬直接放到城市里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城市与房地产学者、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
无论哪种方式复建都是伤害
除了动之以情地讲述村子的人文历史外，专家们还在努力研究更为优化的方案，如何让各种利益达到共赢才是他们最重要的考察目的。
胡刚则坦白地说，从表面上来看，把祠堂结成群对开发商来说利益更大化。
分布零散的祠堂原地保留很难处理，但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异地复建来说不是很有利，原貌迁过以后会有很多变化，无论哪种方式复建都是伤害。
胡刚特意列举了三种异地复建的方式：一种像上海新天地那样的，原来砖在哪，砖还在哪，拆的时候就做好记号；另一种是不拆，整个托盘一样托过去，譬如康王路上的锦纶会馆，但是这种方式依旧会让文物的价值有所缩减；第三种是除了样子不变外，其他都变了。
他仔细考察沥滘村后，得出的结论是，古村落的风貌还在，尽管周边已经很现代化了，但正因如此，整个保留下来也很有价值，是一个非常好的衬托，保留下来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可以共赢的。
■记者手记
猎德的悲剧不要重演
猎德村改造正式启动到整个改造完成，刚好是我记者生涯的第一阶段，将近3年的时间。
为了采访任务，我几乎每周都会去猎德村几次，那时猎德村的环境确实没有现在干净整洁，祠堂也比现在破败不少，但是人气十足，祠堂前纳凉聊天的村民让这座村庄充满了烟火味。
当时猎德村改造人们更关注的是改造后的居民生活，对于村中大部分的古祠堂要异地复建，村民们的抗争不算太强烈，当时的底线不过是——“还有祖先可以拜”就行了。文物专家期间也发出过声音，只是微弱的声音早被淹没在轰隆的钩机声中。
最终，改造的结果让人失望，每次从猎德大桥下来，望见猎德簇新的祠堂群，都会觉得陌生且突兀。
很多专家都隐晦地表示，猎德村改造于文化保护层面而言是失败的，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样一句话，“最后我们去看，半块原来的东西都没有，完全没有了文物价值，我们不能重复那样的悲剧了！”一位专家说。
一座祠堂代表的是一段凝固的历史，试想一下，如果凝固的历史被打碎了，我们拿什么来给后人讲述城市的文化魅力？真心希望猎德的悲剧不要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