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表人自称不知情也未授权，上亿元房地产项目却一路绿灯、拔地而起并基本销售完毕。这起离奇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背后.
法定代表人自称不知情也未授权，上亿元房地产项目却一路绿灯、拔地而起并基本销售完毕。这起离奇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背后，当地建设部门、房管部门被疑为幕后推手，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是愤而将两部门告上法庭。
此事发生在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
据举报人反映，所有报批文件均没有法人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大余县房管部门一位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了这一点，并解释称当时是因为法定代表人被关押在看守所，从而非正常地颁发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当记者质疑其程序不当时，他有些不耐烦：“你怎么认为随便你。”
而更为恶劣的是，这一非正规操作的房地产项目也影响到了广大购房户的利益——购买了该房地产项目的400多名住户至今无法办理任何产权证。当地民怨四起，但政府部门仍未出台相关解决方案。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伟东点评此案时指出，该案反映出的不仅是行政程序不当的问题，更多的是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理念的缺位。
两场官司：被人告与告政府
位于江西省西南端的大余县，是中国最早发现黑钨矿的地方，但政府财政却一直捉襟见肘。在十多年前渐渐升温的房地产投资热潮中，为了吸引外商投资，大余县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
2000年，地产商人张行君来到大余县，与当地政府签订了一份房地产开发协议。这份已经泛黄的协议书上记载，张行君以修造金莲山大道的形式，“以路换地”，取得大道两旁部分土地的所有权。
一年后，张行君注册成立了大余县城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乡房产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
自成立以来，张行君的公司成了大余县开发建设的“生力军”，其中就包括县主干道金莲山大道的建设。
十几年后，城乡房产公司却一纸诉状把大余县城建局、房管局告上法庭，认为其所批准开发建设的中山花园新平苑房产项目程序不当。理由是，该公司从未开发过新平苑项目，也从未向城建局及房管局申请颁发相关项目规划许可申请书、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书等。
张行君向法治周末记者反映，“以路换地”后的几年，其中一部分土地被大余县政府收回作其他用途，并以文件形式约定会拿出另外的土地进行补回(但到现在也没有补回)。
“新平苑项目所在的土地，我以为是政府收回了。其一，政府没有发放土地证给公司;其二，公司没有对该土地办过任何手续。”
张行君向记者表示：“我没有签过一个字，没有盖过一个章，也没有委托过任何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如今他却被要求为新平苑项目负责，向购房者发放产权证。
事情还得从2012年6月说起，城乡房产公司意外陷入了一场成为被告的官司。
记者在一份大余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看到，2010年10月13日，原告刘明(化名)购买了城乡房产公司开发的新平苑项目中的店面房，但是在交付了款项后，房产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诿，至今未办理产权证。
法院审理认为，刘明与城乡房产公司下属新平苑项目部签订的购房合同合法有效，城乡房产公司因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与新平苑项目无关而败诉。
张行君想不通的是，自己明明没有参与这项工程，但是新平苑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证件上，均冠以城乡房产公司的名义。
他向记者表示，蹊跷的是，有关证件上并没有公司公章，盖的都是城乡房产公司新平苑项目部的印章。可是，他从未设立过“新平苑项目部”。
张行君很快提起了上诉，赣州中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2013年3月29日，赣州中院下发裁定，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
目前，该案还在审理阶段。
离奇的房产开发案
公司没有申请，怎么能进行房产开发呢?这起蹊跷的房产开发案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
4月10日，法治周末记者来到了大余县实地走访。
引起争议的新平苑项目，就位于金莲山大道和中山北路交界处。
小区建设规模两万多平方米，格局呈倒三角形，沿街一排单元楼，后侧是三幢楼房。
售楼处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该小区房子基本售磬。至于产权证，“到时会统一办理”。
但是，家住小区7单元的一位大妈愁容满面，表示自己为产权证的事情已经“操碎了心”。
据多名住户反映，几年前买房的时候房产公司答应会很快办理产权证，但没想到，一拖再拖。
在售楼处，记者看到所悬挂的证照上，本应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公章处均被“新平苑项目部”印章所替代。
目前，一共有400多名住户购买了此处房产。记者查看新平苑小区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时，赫然发现获准出售的房屋面积仅1.3万平方米、共131套。也就是说，新平苑小区所出售的其余几百套房尚未获得合法许可。
张行君表示，自己从未批准成立所谓的“新平苑项目部”，即使公司有这样一个部门，也无权以公司名义进行房产开发。
他透露，大余县当地房价平均3000元每平方米，新平苑小区的房产，估算价值达上亿元。
如此巨额房产项目，是怎么一路绿灯，通过层层审批的呢?
据业内人士介绍，房地产开发过程需经发改部门立项、土管部门审批、建设部门颁发规划许可证等环节。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通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之后取得房管部门颁发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才能对外出售。这些环节，缺一不可。
城乡房产公司法律顾问肖伍月告诉记者，经过他的调查，他发现该案的源头就是印章出了问题。张行君则指出，这里面公安机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也从未递交过任何刊刻印章的申请书。
一份落款为2008年12月30日的申请书显示，城乡房产公司向大余县公安局申请，刊刻业务专用章一枚，文曰“大余县城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平苑项目部专用章”。
另一份当地公安局发给刊刻社要求刊刻“新平苑项目部”印章的文件，落款日期为2009年6月4日。
据张行君反映，以上文件的落款时间正值他被关押期间(2008年10月30日起至2009年6月29日，张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检察机关控告他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后张被判刑8个月，此案仍处于申诉阶段)，当时公章交由公司职工保管。
张行君被关押后，公司无法正常办公，该职工在征得他的同意后，带着公章回了东北老家。
“那时，怎么会出现一份加盖了公司公章的申请书呢?”张行君怀疑，这份申请书存在造假的嫌疑。
4月12日，在大余县公安局，记者见到了公安局党委委员、治安大队长叶支金。他告诉记者，公安局就是依据上述申请书来刊刻印章的：“我们认章不认人，不需要法定代表人签字。”
记者提出，查看当年申请刊刻公章的原始档案材料。但是，截至记者离开，工作人员均表示“一直在找”，却一直没有找到。
记者数了数，申请书上申请刊刻的公章有23个字。但实际上，出现在相关材料上的“新平苑项目部”公章只有20个字，少了“专用章”3个字。
对此，叶支金解释，少了3个字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记者诧异：“刊刻公司公章不应该是非常谨慎的事情吗?”
叶支金回答，专用章3个字并不符合规范，当时民警在办理时为了简化程序，当场直接告知刻章人员，去掉了3个字。
他认为，“少了专用章3个字并不影响实质使用”，公安机关程序没有违法。
事后，记者查阅《北京市公安局公章审批办理指南》、《广州市公安局办理刻制印章备案须知》、《厦门市公安局受理申请印章刻制核准工作规范》，发现多地公安机关均对公章刊刻流程作了详细规定，其中针对企业申请刻制冠有公司部门名称公章的，申请人应持有加盖企业公章的介绍信等。
相比之下，大余县公安局向记者解释“只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申请报告就可以刊刻印章”，与相关规范明显不符。肖伍月认为：“刊刻字数若出现变更，程序上必须加盖公司公章，而不是简单的简化程序。”
房管局承认违规
张行君指出，他被关押期间，新平苑项目获得施工许可，进而获得预售许可，逐步“生米煮成熟饭”，而这一切他竟全然不知。
4月11日下午，在大余县房地产管理局，法治周末记者见到了局长陈光。提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颁发是否违规，陈光解释：“当时的情况是，张行君被关押在看守所，没法行使他的法定代表人职责。”
法定代表人被关押在看守所，有关部门就可以替他做主了吗?
面对记者采访，陈光没有过多回应质疑，只是承认在办理新平苑项目预售申请中，“销售专用章是有效的”。
兰功焯是大余县房管局审批办证业务的负责人，当时新平苑项目就是由他一手办理的。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兰功焯透露，当时情况特殊(指张行君被关押了)，有关领导的指导思想就是认可销售专用章。
兰功焯向记者承认销售专用章不能替代公司法人公章，这一程序是违规的。
既然是违规，为什么又给违法行为亮绿灯呢?兰功焯无以应答。
记者了解到，相关手续申报人员，正是城乡房产公司的销售经理袁长南。但张行君称，他并没有委托袁长南开发新平苑项目。
有迹可循的是，在张行君被关押之后的一个月，袁长南向县政府递交了一份《关于在受托范围内管理大余城乡房产公司的请求报告》。
报告写道：“法定代表人不能在公司视事，目前公司大量事宜如不及时处理势必引起极大的不安定……特请求以公司受托人以及销售部经理身份暂时主持公司工作……”
报告还提到：“目前公司印章全部下落不明，仅剩一枚大余城乡房产公司销售专用章……请有关部门予以认可。”
报告一递交，很快得到了县政府的回应。当时分管房产工作的副县长方长华直接在报告上作出批示：重大事项必须要有张行君委托声明，其他事项按他们的合同执行。
之后，当地建设、房管部门在没有法人申请的情况下，没有按照正常程序，也没有告知法定代表人，却依次通过了新平苑项目的开发流程。
2009年6月，张行君被释放，但他却面临着当地有关部门不承认他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尴尬。
2009年8月13日，张行君向有关部门发函，表示撤销袁长南销售经理职务、撤销销售专用章、所有商品房买卖合同须他本人签字方有效。
半个月后，县房管局作出回复，表示不认可张行君签发的这份公司文件。同时，依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建议工商部门撤销张行君法定代表人资格。
肖伍月认为，这一行为涉嫌干预公司经营自主权。
2010年年初，张行君到赣州市公安局报案，控告袁长南涉嫌职务侵占。
直到2011年，赣州市公安局以袁长南涉嫌非法倒卖土地、挪用资金罪立案侦查。2011年7月，赣州市检察院指定下辖的南康市检察院管辖。在经历了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后，2012年9月，赣州市公安局再次移送审查起诉。
意外的是，2013年3月15日，南康市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书》，针对袁长南的挪用资金罪，以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予起诉。
4月16日，法治周末记者来到南康市检察院。该院公诉科副科长李丽英回复记者说，针对袁长南的非法倒卖土地罪，检察院已经“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理由是“不构成犯罪”。目前，赣州市公安局申请了复议。
张行君透露，事情之所以如此错综复杂，是因为袁长南的背后有“保护伞”，“大余县不少政府机关人员参与了袁长南旗下的房产开发，都是暗股。”
兰功焯表示，目前房管局上下对于此事非常头疼，对于此前违规办理了预售许可证这一行为，似乎付再大代价也无法将其扭向正轨——一边是400多户居民要求办理产权证，一边是张行君不认可开发了新平苑房产项目。
2012年11月6日，张行君代表城乡房产公司向大余县城建局、房管局提起行政诉讼。目前，案件还在审理之中。
兰功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怎么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法院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吧。”
与此同时，大余县城建局有关领导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仅向记者提供了一份情况说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证件的颁发是否合法由法院裁定。
记者了解到，针对城乡房产公司，大余县政府曾召开过多次协调会，多次下发文件，为相关报建、办证、纳税等各个环节予以“特事特办”。
针对此案，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伟东指出，该案不仅是行政程序不当的问题，更多的是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理念的缺位。
杨伟东指出：“这么多政府部门、这么多环节，如果有一个环节尽到了把关义务，就不会出现后续如此棘手的局面。”
杨伟东认为，当前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官员习惯于依靠权力发号施令，领导“拍脑门”办事的固有思维依然根深蒂固。
杨伟东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上述房地产项目中，最直接的利益受损者是购房者，其次是房产公司的相关权益被侵犯。最后，该引起深思的，就是政府管理问题，“背后是否存在权力寻租现象，就不得而知了”。
来源：法治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