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康王南路地陷事故已经从暂时的建筑道路危机进入了“深水区”。这就是旷日持久、错综复杂的谈判和赔偿问题。据悉，善后补偿处置已经受理152户，但签约的只有11户。原因是多手转租、违章建筑和损失财物数额前后申报差距大，让赔偿陷入僵局。由此上溯，整个地陷透露出的管理危机和教训很值得广州反思。
地铁在一个千万人口的老城市广州开工建设，穿越密集的居民区和商业地带，必然是风险重重的。何况广州的地质极其复杂，一个地方出险，随时都会出现骨牌效应。从成本、地质和位置考虑，需要使用不同的工法，但无论什么方法，放在不可预知的风险中都不可能完美。我们习惯于听到哪里隧道又成功贯通的报喜新闻，却忽略了这些只是躲开了灾害性事故的结果。对于可能的地质与人为灾害，有多少是充分预见，有多少是有备而战，又多少是侥幸躲过的，我们并不大清楚。
因此，伴随着这种城市风险工程的大开挖、大建设，必然要求有极其缜密的预防方案、立体全面的观测手段。一旦出现险情时候就要有快速反应，有果断坚决的指挥抢险，稍有犹豫和官僚主义，都会任事件扩大而不可收拾。当隧道在广州地下穿行时，建设方都应该认真检讨，其过程管理和保障体系是必须贯穿始终的，正如医生做大手术焉能不考虑输血急救问题一样。至今我们也不知建设方至此检讨了多少。
就政府高层决策而言，很容易会为了交通、市容和补偿考虑，要求少扰民、少拆迁，但由此导致的成本和风险必然转移到隧道建设上。比如明明应该明挖，才能确保安全的，结果因为占路面太多未获批准，于是施工方只能贸然犯险，剑走偏锋。成功了，叫作攻克多少难关，失败了叫做不可预见的灾害。归根到底责任在哪里？是要听从地质要求，服从安全需要呢，还是首先满足政治考量？事故的屡屡发生，是不是因为我们许多环节都盛行着投机主义，寄望每一次都会很好彩？
当初为了救灾，政府部门仓促中急于将大窟窿填埋，连居民财物也来不及收拾，以避免更多的次生灾害，或许这也是应急无奈之举。但是纵观整个事件发展过程，是应该好好提炼和完善救助和补偿机制。尤其是面对复杂的老城区住宅问题，或许要设立一些补偿的天花板，在满足人情和经济中取得权衡，否则赔偿困境会在以后的类似事件中再次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