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就公诉机关指控龚爱爱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犯罪事实进行开庭审理。同日审理的还有王红霞、贺亚玲、张和平、张志华等4人涉嫌玩忽职守案，以及张新堂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案。
无论是从靖边的名气还是该案的重大程度，此次开庭审理都不足以让全国媒体关注。但要说“房姐”受审，人们关注的目光肯定一下子都会聚拢过来。意外的是，在此次庭审中，“为何一人多户多身份”算是基本水落石出(这从“陪审”的五人身份可以看出来)，另一个关注焦点——— 40多套房产的巨额资金来源问题，却仍然疑云重重。
对此，《京华时报》25日发表兵临的文章《房姐受审房产疑问仍在》分析指出：“房姐”案进入公众视野就是因为其超乎想象的房产，这些巨额的财产来源是否合法，与其银行副行长、人大代表的身份是否相关，其间有无挪用公款、贪污贿赂渎职等犯罪行为，这些才构成了整个事件引发公众关注的焦点。因此，“人们普遍期待着‘房姐’受审能够解开上述谜底，司法能够占据事实和真相的最后制高点”。
这就像大家去看一场电影，结果从头到尾放的都是花絮。对此，《新京报》的社论《房姐房事仍需对外回应》也指出，无论“房姐”的那些房产今后是否归属于她，无论其财产来源是否合法，有关部门都应该对焦灼的民意有所回应，而不是由大家猜测。对于关注此事件的公众来说，房子才是线索和情节，而关于身份户口，虽然问题也不小，却不是主要线索。
对于“房姐”受审，新华网的《第一追问》栏目也发表评论《“房姐”受审也与房无关？》，注意，这里面有个“也”字，为什么呢？请看正文：联想到此前的“房叔无房”、“表哥无表”，现在又来个“房姐无房”，这究竟是演的哪一出？现在，房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贪官的“标配”。反过来讲，每一套房子都是一封举报信，以房子为线索能够查出不少问题。
既然公众都在关注，明眼人也都看出来了，“房”是房姐事件的关键。不然，没有房的“房姐”就剩下“姐”了，对一个“姐”有什么好审判的？为什么在庭审的时候，法院却在“刻意”回避呢？对此，《长江商报》署名熊志的评论《质疑“房姐”的房产来源要对准靶心》指出，这里涉及边界的平衡，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掌握的证据信息，涉及到普通职员龚爱爱的隐私——— 如果公开，意味着突破隐私界限；不公开，作为公共事件的“房姐”案，又难以消除质疑。
看来，这不仅是个态度问题，还是一个明显的法律技术问题。对此，《中国青年报》发表的评论《房姐的房产应给公众一个交代》批驳这种观点：对于龚爱爱来说，即便是股份制银行，相关工作人员属于聘用性质，只要其手中拥有放贷等权力，就同样可能会有钱权交易行为。何况，我国刑法已经规定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所以，所谓龚爱爱属于股份制银行的聘用人员，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所以不适合使用受贿罪名追究刑责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法律没有权力让个人自证清白，但对于龚爱爱来说，她也不是纯粹的生意人，身份为其巨额财产创造了条件。这其间有没有腐败等问题，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不可否认，处在计划和市场双轨制之下，我国不少生意人的第一桶金都有点“来路不清”，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但具体到一个个案来说，《新华每日电讯》的评论《谁给“房姐无房”一个合理解释》指出：案件宣判后，很可能意味着“房姐”所有房产都将因此而“洗白”，因为它们都经受住了法律的“检验”。为什么审判“房姐”不涉及房产问题？是因为证据不足？还是本身就属合法所得？
这个问题再深究下去，可能就是资本的原罪问题了。比如，《河南商报》发表的评论《更应关注“房姐无房”背后的真问题》就指出，“2011年中国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约占GDP的12%，集中于部分高收入居民”。这意味着，在当前现实生活中，类似“房姐”这样拥有巨额“灰色收入”的“×姐”或“房×”式人物，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
因此，“仅仅追究一个‘房姐’、计较是否‘房姐无房’，显然并非关键所在。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进行动真格的制度完善和改革，去触动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利益格局，真正形成‘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的收入分配秩序。”
一个公众广泛关注的“小事”，背后必然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对于这个深层次社会原因，有人觉得“必须深挖背后”，也有人认为“这个不能说太细”。但这些深入讨论的基础还是先“就事论事”。因此，《华商晨报》的评论《对“房姐案”诸多疑点应有充分解释》提醒公众，该理性认识到，法律审判要依靠证据来说话，并非所有线索都一定能在审判中得到证据的支撑，这时就应该学会相信法律。但公众的相信不是盲目，而是需要司法部门“建立在办案机关充分的解释之下，只有通过权威声音尽量消除公众的疑惑，案件审判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彰显法治精神”。
在一个舆论常常会主导民众情绪的环境下，“就事论事”有时候却是个高贵的品质。中国青年网就指出《对于“房姐”龚爱爱受审不提房，无可厚非》。该文虽然在行文上稍显逻辑凌乱，但中心思想还是清晰的：若未有证据坐实她财产非法，谁也无权搞“有罪推定”。“房姐”房多，公众质疑可以，但也应尊重其权益。
其实，仅就“房姐”身份造假来说，其中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内容，中国网25日发表的《从审判“房姐”龚爱爱看官场异化》就指出：从张新堂帮“房姐”搞假身份证，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如果没有权力的异化，没有公权私用，就没有现在的张新堂。可见权力的异化是可恶的，它不仅会制造很多“老虎”、“苍蝇”，也会制造很多“房姐”、“房叔”，我们更该及早纠正这些异化的权力，还公众一片净土。
任何一个标志性的案件，都是一个时代的反映。除了我们关注的“房姐”，还有在同一天受审的山西女商人丁书苗。“房姐”龚爱爱也好，“权力掮客”丁书苗也罢，她们因偶然事件被推到了台前，而在她们之后，还有更多的社会问题有待解决。比如，在“房姐”龚爱爱背后，媒体就发现，由于户口管理制度的监察缺位，她家所在的神木地区多户口经商置业乱象相当普遍，龚爱爱之所以事发，和其疑窦重重的暴富之路以及近两年的民间借贷崩盘紧密相关。
可见，“房姐”无房事件，更值得关注的除了房子和财产，更是制造富翁的社会机制出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