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抗议在深圳也发生过。按照王石的设想，万汇楼最初的选址是深圳的万科第五园。那是万科的代表作之一，是深圳最为成熟的中式小区，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万汇楼被安排在这个小区的黄金地段，一入门便能看到。有一天，王石在公开场合无意透露了这个消息。结果，第五园业主发起了大量投诉。迫于压力，万科只能另觅他处。
在万汇楼建好之后，反对之声犹存。有一群四季花城的业主甚至还给王石写了一封公开信，他们要求将两个项目隔离开来。一名业主在信中说：“我们并不是出于阶层的歧视，而是考虑到自身合法权益和小区整体安全。”
他们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从一个社区的完整性上来看，万汇城在此中的角色是突兀的，也可能会使其他社区物业价值降低，这意味着个人财产的缩水。而从更多的历史经验来判断，低收入者聚集地治安状况都不理想，人员构成通常较为复杂，素质也良莠不齐。四季花城的业主声称自从小区向万汇楼租户开放以来，失窃率就开始上升。
对于这样的指责，万汇楼的租户们也予以强烈回击。在反驳的帖子里，他们甚至动用了英文，表明自身素质并不像对方想的那般。他们认为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是穷人与富人的差距，而是穷人和稍富一点的人之间的差距，“既然如此，相煎何太急”。焦丽如说，万汇楼的租户虽然收入并不算高，但在别的方面上和一般城市居民并无差异，“只不过暂栖万汇楼，且待冲天时”。
但双方的口水仗最终还是以四季花城的胜利告终。
现在，两个本来在同一个地块上盖起的建筑物，中间垒起了一堵围墙。不仅如此，万汇楼的租户再也无法进入四季花城享用小区里的银行、泳池、酒吧和商铺。如果要买东西，他们必须走上两三公里到大沙村去买。
万科发现，无论是目标客户群的锁定、租金制定、商铺招租还是“自治”的低成本运行，每一个子课题分拆开来，都是一个社会话题，并且涉及公平—而这一切，已经超出了一个商业公司的效率和职责。
在万科内部，即使这个项目的最大支持者王石也承认，这种耗时费力的社会调查的确并非万科的强项。
有一段时间，王石希望通过借助政府的力量来解决这样的难题。但是，出于对租户户籍、交通以及工作等问题的综合考虑，广州最终没有将万汇楼纳入政府工程之中。
2009年，他差点成功了。他在一个发布会上透露，万科将与上海市的两个区政府合作，在上海复制万汇楼。合作的模式是，政府出地，万科出钱，银行贴息贷款。但这事后来还是没有了下文。
王石后来解释说，万汇楼无论是定位还是租金水平，都区别于政府为城市低收入居民提供长久居住方案的公建项目。相较之下，万汇楼更关注城市中没房没车低收入的外来人口，并为其提供探索性质的暂时性居住解决方案。
这样的结果颇让王石失望。一度，王石希望万汇楼能够在全国各个城市复制—如果说金沙洲的万汇楼是1号楼的话，那么他希望能够一直盖到100号。
王石一共来这里看过三次，其中一次没打招呼就来了，但每次都没说什么。
在万科内部，关于万汇楼，始终没有任何结论性的话语出现。尽管在2011年7月，万汇楼三年实验期结束之时，广州万科曾经做过一个相关的纪念册子。但这本册子里仍然找不到任何结论性的语句。原先复制万汇楼100号的雄心壮志也烟消云散。
一位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的万科一线公司管理人员称，这很容易理解。在万汇楼的建造成本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广州万科支付；而此后每年不菲的管理运营费用也由广州万科支付。一旦项目进入了维修期，其维修成本便会成倍增加。不仅如此，万汇楼的存在显然会引发附近销售项目潜在买家的担忧—在市场萧条的当下，这不是什么好事。在业绩考核严格的万科集团，这是典型的“吃力不讨好”。没有人愿意将利润拿出来做这事。
这位管理人员不得不承认，万汇楼从投资角度来看也许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尽管它为小房子找到了一个租赁的模式，却不能获得理想的商业回报—至少要57年才能收回它的投资成本。
它的难以普及或许与它非商业化的本质相关。2009年，万汇楼建筑模型在纽约展出时，《纽约时报》评价它“像一些早期共产主义时期的住房项目”。
与荣丰2008小区里糟糕的社区体验相比，万汇楼的不少租户在这里找到了类似家的感觉。但如果从社会对成功的定义来衡量，这种生活仍然是艰难的。
许多住在万汇楼里的人都坚信自己会离开，在广州买房，并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33岁的王世国在万汇楼只住了不到一年。他大学毕业后便从山东来到广东，先在江门、东莞一带漂。他做过搬运工、电工，后来成为了广州一家净水设备销售公司的业务员，负责金沙洲区域的业务。2008年年底，他成为万汇楼的第一批租户，并在此期间自己琢磨做净水设备销售的生意。一年之后，他还是倾其所有以9000多元每平方米的均价买了隔壁四季花城中一套115平方米的商品房。随后，在那里结婚生子。
曾经的口水仗固然是王世国提速买房的原因之一。当时万汇楼的许多人在围墙砌起之后在论坛上互相打气，他们开玩笑说，“总有一天要跳到隔壁去”。他们相信，如果说万汇楼和四季花城宛如两个不同的世界，那么弱势一方要想获得自我认同，只能努力让自己在未来站到强势一方。在万汇楼模型陈列室的一块黑板上，写满了离开者的离别赠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早日买房。
荣丰2008与万汇楼里的小房子，都让曾经的低收入者摆脱了城中村式的恶劣生活。有趣的是它们背后两种对立的哲学观：一种是无约束状态下用物权来衡量身份的极限状态；另一种则营造了近似于乌托邦式的公社精神—但就连幸福感也贴着集体所有制的标签。
你现在很难在荣丰2008里找到最老的那批住户了。曾在这里居住的人虽然不喜欢这段经历，但也通过卖掉它而小赚了一笔。他们有的用这套小房子换了更大的房子，有的则仍然留着它出租盈利。
作为万汇楼最早的住户之一，焦丽如也一直在努力攒钱。她和男友在万汇楼结婚，继而又生子，接来父母。买房便成了一件迫切的事情。可是，他们错过了买房的最佳时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房价不断上涨，现在一家五口仍然居住在焦丽如最初租住的小房子里。有一段时间，焦丽如幻想着万汇楼会转租为售，以优惠价格卖给他们这些老租户。后来连她自己都觉得这个想法太过天真，她又开始关注万科的其他小户型住宅。有一天，她在电脑上看到万科研发15平方米极小住宅的消息之后，她说，这或许也是一个办法。不过后来想了想后说，“15平方米还是太小了，再大一点会好些。”
雷发平做过一次统计，他发现，万汇楼里第一年入住的租户中，各有1/3的人在住了1年和2年之后离开；只有1/3的租户居住时间超过了3年。
不管是租还是卖，小房子可以解决很多功能性的问题，但它最终还是绕不过一些社会符号，比如安全感，家庭生活，人在一个城市里的归属感、社会地位和个人价值，等等。房子从来不是一件普通的商品，在中国更是如此。
每年，都有数百万大学生毕业，同时又有上亿的农民工来到城市里打工，他们需要住房，也急于在一个城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是数万个万科加起来也完成不了的任务—因为为社会提供保障是政府的事。
荣丰和万科都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但它们都没找到打开这扇门的钥匙。
(文中罗玲为化名)
